社论：政治操作下，台湾MeToo运动前进了几寸？

来源：台湾联合报社论

始于民进党内的连串性骚案，半个月来，烧遍三党、政界、学界、名嘴及演艺圈。民进党近日由主席赖清德率领，上起“性平”课程；朝野立委则相互喊话，要加速修法。几名牵扯性骚案的人物，如李正皓、林飞帆、陈柏惟，宣布退出选举。这些处理基本属于政治操作，是“加害者”的危机处理，并未关切“受害者”的伤痛。如此草率的因应，反映了台湾社会性平意识仍浅薄如纸。

性骚或性侵的伤口难以愈合，主要是受害者碍于权势、文化、社会等因素无法声张，只能选择隐忍；但阴影不会消散，进而影响其日后行为和关系。近年“＃MeToo”运动在全球兴起，希望透过自我揭露，建立一个对性受害者友善的文化与社会。反观台版“#MeToo”，多数案例在掀开后即告停格，沦为公关操作，至今难谓有何寸进。

从第一例民进党前女党工控诉合作团队导演性骚并遭吃案后，领导人蔡英文、赖清德多次道歉，民进党要求改革党内通报机制、开始上性平课；行政院则提出“性平三法”的修法。国民党更出招，要求提前在临时会处理，当成政治攻防。这在在反映一个泛政治化社会的漠然：在选举为先、认同优先、大局为重下，平权议题永远被迫等待。

回顾过去半月，尽管爆料者不断挺身而出，但大多数案例都在被掀开后即告结束。被指控的公众人物，标准程序包括道歉、解释、或提告反击，多流于公关止血操作，为未来重回舞台预留伏笔。相关单位的反应亦然，马上要求被指控者辞职，以求平息众怒，但所有调查程序均告省略。这种不问真相、不顾受害者创痛的处理，看似果断，其实粗暴，等于让勇于揭露的被害人继续承受台面下的说三道四，并没有实质正义可言。

在美国#MeToo中，曾出现另一种受害者，是受到不实指控性骚的人，沦为另类性骚受害者。这被称为性骚的“武器化”（weaponize），指利用指控性骚为“武器”，攻击地位或知名度较高的人。此时，若缺乏适当的调查机制，就会出现真伪难辨、趁乱泼粪的案件。这也是调查机制重要的原因。

归根究底，如何建立社会共识与价值才是关键。性骚如此频繁，核心因素在于权势的不对等：加害者认为可以利用自身权势，逼迫受害者就范；而受害者碍于权势及社会文化等压力，认为说出来“不会有人相信”，或觉得“会受到他人异样眼光”，只能选择隐忍。更痛的是，在权势威逼与社会压力下，既无法伸张正义，却还要戴上面具与加害者正常互动，强颜欢笑。不少受害者自我揭露后，却被质疑“为何之前不说？”“为何还要与加害者互动？”，都显示台湾未正视#MeToo运动的核心精神。

半个多月来，有一群勇敢的受害者说出内心积压已久的痛苦遭遇，让更多沉默的受害者知道她／他们并不孤单，也让可能的加害人知道他们不能再这么做。但这些案例终究只是冰山一角，绝大多数职场被性骚者即使乘着#MeToo之浪自我揭露，后果却依旧悲观。症结在，还有许多骚扰者受到权势掩护，许多僵固的组织依然不为所动，许多人依然看风向在发声。

台湾的#MeToo迄今仍停留在起步的初阶，仅止于形式上的揭露，仍局限在政治攻防，而性别平权的价值依旧受到忽视。迫切要做的有：普设支持系统，打造受害者低负担的申诉及调查机制，让社会对受害者的支持形成共识，并确保被指控者免于冤屈。更重要的是，打破权势威逼的脉络，建构免于骚扰的友善环境，台湾才能算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