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超老龄化下青年怎么想

新加坡满65岁的公民，在2026年将占总公民人口的21%。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新加坡到时将步入“超老龄化社会”。“超老龄化”表示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国家必须动用更多资源，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政府对这个课题的关心毋庸置疑，但是年轻一代对未来的社会趋势展望有什么看法？我们在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时不能顾此失彼，青年怎么想，他们是喜多于忧（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未来的日子也很长），还是忧多于喜（因为中短期内必须分担更重的社会成本）？

相对而言，政府应对老龄社会的政策更容易让人评估，青年问题涉及年轻一代个人的欲望、社会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取向。

过去几个月来，青年问题的议程已逐渐浮出台面，国会内外都有所动静，但又似乎不在一般人的视线内。

老龄化问题，如卫生保健、晚年和临终的照顾，这些是实际的问题，看得到，摸得着。但年轻人的问题涉及他们的思维和价值观。国际未来发展走向，年轻人必须有更大的话语权，满足他们的决策参与感，对政府而言是更大的挑战，这不单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

文化、社会及青年部和全国青年理事会正在探索，如何让更多青年人参与政策讨论与制定，并将他们的提案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平台，以供考虑。

全国青年理事会将扩展“新加坡杰出领导计划”（Our Singapore Leadership Programme），让中四生参与，以开发他们在课堂之外的领导潜能、加深他们对国家课题的理解，以及通过与不同背景的同龄人互动，拓展他们的视野和软技能。

全国青年理事会与政府机构将在今年较迟时设立青年工作小组，由青年领导，让他们针对多数青年有共鸣的课题进行讨论。

全国青年理事会5月24日举办第六场全国青年对话会，共有91名青年出席并参与讨论。配合“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官方希望提供更多机会，让青年参与政策的共同制定。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说，官方设立青年小组，通过信息共享与深入探讨，让年轻人理解制定政策的复杂性，为新加坡的未来建言献策。

根据全国青年理事会的调查，随着新加坡从冠病疫情中恢复，年轻人持续关注的话题包括生活成本、就业与经济、心理健康、科技发展、社会包容、种族和谐、环境可持续等。

关键在于，政府在与青年参与者分享信息，能够分享到什么程度？

上个世纪80年代，政府关心年轻一代的4C欲望，包括拥车、信用卡、俱乐部、公寓。这些是物质的欲望。今天的年轻人的期望，既关心生活费，也有更多非物质的诉求。

年轻人把注意力放在个人身上，尤其是工作的机会。这反映了新加坡所投入的资源，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以支持不同的发展途径、技能和志向。新加坡也计划继续加强唯才是用制度。

年轻一代会不会过度关注个人利益，而忘了国际大趋势大背景下，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政府要青年参与决策过程，目的也许是要年轻人了解治国是个复杂的工程，是社会和政治考量如何平衡的问题。

青年对国家前途最能有所贡献的应该是提振人口替代率，青年谈决策话语权、关心生活费、住屋需求、科技发展、心理健康等等，却对生育问题视而不见，到最后可能沦为“空谈国是”。很多方面的问题，政府都能提出预备的方案，唯独鼓励年轻一代维护正统的婚姻观方面，无法取得年轻一代的共识，年轻人不给力不加油，最阻碍国家前途的一道坎，将一直摆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一个月前在国会中说：“世界银行将新加坡列为支持孩子发挥潜能的最佳地方。”年轻人可以凭个人的经验，验证世行是否过分抬举我们的生长与发展环境。

面对人力资源和人才短缺的问题，王瑞杰重复确认新加坡通过教育体系，培养年轻人为未来变化做好准备，有信心把握机遇。王瑞杰指出，其中一个方式是培养“亚洲通”（Asia-Capable），使学生有能力在亚洲这个日益壮大的广大市场建立联系。

新加坡未来的希望在亚洲，身处亚洲的战略地点，年轻一代要成为“亚洲通”有一定的优势；然而对于所谓“亚洲通”的涵义，政治领导人也许可以借青年的对话论坛多加阐述。对于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新加坡人，不能只看远不看近，好好学习华语、马来语，从关心邻国开始。

解决国家“超老龄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靠政府更靠年轻一代，否则今天的问题仍将继续困扰着未来的政府和未来的一代。整理出一份青年人参与对话后的期望清单，发表堂堂的白皮书，可表示政府重视他们的思维想法，但年轻人的婚姻生育乃国家大事，“解铃还需系铃人”。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