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秉赋：从狄百瑞联想美国“中国通”传承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教授（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年至2017年）对亚洲文明的研究有精深造诣，著作等身；尤其是对中国的儒家哲学，更有深刻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除了出版学术专著，他更曾组织专家团队，把东亚和南亚的典籍，系统性地翻译成英文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这一套以Introduction to Oriental Civilizations（东方文明导读）为题的丛书，包括：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中华传统之源）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日本传统之源）和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印度传统之源）。自上世纪中叶出版及陆续增订再版以来，已成为世界人士（尤其是高校学生）认识亚洲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入门读本，影响深远。
1982年，狄百瑞教授应“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之邀，成为讲座的年度主讲人。这个以当代国学大师钱穆（1895年至1990年）之字为名的讲座，1978年为新亚书院所创办，每年邀请一位杰出学人到香港中文大学作系列公开演讲。担任首任主讲学人的，乃书院的创办人钱穆教授自己。之后继有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及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教授；狄百瑞教授是第四位主讲人。
可知，钱穆学术讲座是华人世界中地位至为崇高的一项学术活动，狄百瑞教授对受邀当然感到很荣幸，并谦虚地表示钱先生其实是他在学习中国思想的过程中，对他最早以及最有影响的一位老师（a teacher of mine）。可知，狄百瑞教授慎重看待这一邀请，必定对自己的演讲内容，做过一番费心的思考。他以“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为主题作系列演讲，题旨重于阐明“自由主义”所崇尚的精神，并非西方专有，华夏士大夫的学术思想与精神世界之中，实亦深深蕴有与之契合的内容。
“自由主义”向为欧西民族自诩为成就其近现代先进文明的一大思想支柱，在17至18世纪的欧洲，成为启蒙运动的标志性思潮之一。它从伸张个人意识、维护天赋人权出发，制衡教权与皇权长久以来对人们的束缚，将人们从旧有、固化的权威之中解放出来。因此它与民主思想、民权政制的发展实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此西方民主政体何以亦惯称“liberal democracy”（自由民主）之故。
与欧美之现代化物质文明与政治体系之发展路径迥异的东方国家，如古代中国，何以竟然亦有丰沛的“liberal tradition”？乍听自然令人费解。这便是狄百瑞教授之识见所在。他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持之有故。他解释说，自己其实是援引同事，对美国之自由主义与人文传统有深刻了解的哥大哲学教授法兰科（Charles Frankel，1917年至1979年）之研究，特别是后者载于哥大出版于1976年的Liberalism and Liberal Education（自由主义与博雅教育）一书中的“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Liberalism”（自由主义的知识根基）来作此说的。
狄百瑞教授指出，依法兰科氏之见，所谓的“自由主义”是要从几个层面（senses）来作广义理解的。那就是：文化、政治、经济、哲学、气质（中庸、克制、妥协）和教育层面的自由。他遂以朱熹所崇尚的自由教育（聚焦于为宋儒所阐发的“为己之学”）、宋代理学中的个人主义，和明代的理学与黄宗羲的自由思想为切入点，来与之印证，彰显出西方世界所重视的自由主义精神，其实亦见存于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所坚持的传统之中。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1983年将狄百瑞教授的英文演讲，出版成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一书，并亦同时出版由李弘祺（与黄俊杰及曾堉）所译的中文本《中国的自由传统》。此书在中文知识界广为流传，后来还有贵州人民（2009年）、联经（2016年）和中华书局（2016年）等版本。今年恰是该书面世的40周年。
饶有时代意涵的见解
狄百瑞教授对华夏文明中的自由传统之梳理，固为一家之言，但见解可圈可点；而立言之出发点，更是饶有时代意涵。我们要能较有视角地了解其意义，须要对约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外时局，特别是美国知识与文化界的动态稍作回顾。
从“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的“批林批孔”，反传统、反旧文化，在神州大地已由知识阶层的觉醒运动，沦为闹哄哄的群众运动。近一甲子岁月下来，传统文化必去之而后快的呼喊，已几至内化成意识。所幸当时华人世界尚有能让专业、客观、理性的儒学研究容身发展的几方净土。狄百瑞教授之所以选择以这一题旨到香港中文大学作演讲，实缘于感念钱穆先生与新亚书院对中国传统所持有的“温情与敬意”，而报之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其实狄百瑞教授亦曾于1985年、1987年及1989年，数度应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之邀，到访新加坡。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后毛泽东时代”，因批判“四人帮”方曝露于世人眼前的许多阴暗面，让许多人为之震惊、哗然。美国知识与文化界因而对中国社会观感不佳，狄百瑞教授书中即举有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年至1988年）、哈里斯（Marvin Harris，1927年至2001年）和米勒（Arthur Miller，1915年至2005年）之著作为示。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以中国和印度为原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之论述，及伴生而出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理论，随着西方对中国之认识日益深入，已渐为有识之士所唾弃。然而，德裔美国史学家魏特夫却在1957年和1962年继有专書和论文，再张“东方专制主义”之说，特别是后者（“The Marxist View of China”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观）尤有针对性。当然，其说亦立遭有名望的学者如牟复礼（Frederick Mote，1922年至2005年）、费正清（John Fairbank，1907年至1991年，即费正清教授）、迈斯纳（Maurice Meisner，1931年至2012年）之批评。
但狄百瑞教授亦尖锐地指出，人类学家哈里斯在其出版于1977年的著作Cannibals and Kings: The Origins of Cultures（食人族与国王——文化之起源）中，竟将“存在于毛之中国的国家共产主义”（a state communism in Mao’s China），直喻为“一种崭新和较发达形式的管理型专制主义”（a new and more highly developed form of managerial despotism）。
剧作家米勒（即《一个推销员之死》的作者），与其以摄影为专业的夫人莫拉特（Inge Morath，1923年至2002年）也在1979年出版了Chinese Encounters（邂逅中国）一书。该书主要是莫拉特（第一作者）的摄影益以米勒的文笔，以镜头和文字演绎了他们夫妻二人在后文革时代的中国游历时，和一众教师、作家、演员、工人交谈之中构织而来的中国印象；尤其是米勒与中国剧场与文艺界同仁的谈话。狄百瑞教授画龙点睛地指出，跃然于本书页面的，实是米勒因人们对所曾遭受到的苦难之沉默与不作为而生的“挫折感”（frustration）。
到了70与80年代交替之际，官方在力推改革开放的同时，亦力压异议与批评，这自然无助于改善美国知识与文化界对中国的观感。但美国民间虽对中国社会仍存有情绪之抵触，而华府则极力拉拢北京，以图联中制苏，遂得以成就中国下来的和平发展。
如果这便是当时美国一般知识与文化界人士对中国社会的普遍观感，狄百瑞教授在如此氛围之中，仍致力于阐明中国文化传统并非一无是处，而可能富含当代自由主义的真谛。明乎此，我们才更能领会，其逆势立言之可敬。
据说狄百瑞教授原来的中文名字为狄培理，是他年轻时在燕京大学学习，钱穆先生为他所取的。但后来“狄百瑞”一名反因李弘祺中译本之通行，而在华人世界传用开来。2016年，唐奖将其第二届的汉学奖颁授于狄百瑞教授时，他透过友人托请唐奖基金会为其正名，以示对钱穆先生之缅怀，世人方知数十年前中美学人交往之一段美事。据此可推，狄百瑞教授对华夏传统的欣赏与体悟，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其中国师友同道情谊之濡沫。
美国国力傲视天下，政治人物往往声量巨大。但美国知识与文化界人士的影响力，则静水深流。尤其是授业于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对美国社会精英的影响力更不可小觑。人们常说经营中美关系，殊不知其汉学家，更是形塑或培养未来得以左右国家大政方针的所谓“中国通”（China hands）的人。
狄培理教授此辈人物，而今安在否？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