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宏：从大国平衡外交到全球共生公约 ——三大事件改变世界格局

钱宏

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战略”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22年国庆群众大会中，特别分析联合国提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决议案时，世界各国的立场，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利益考量。我感兴趣的是，他在强调新加坡投赞成票的道义和利益考量后，特别讲到“印度投了弃权票”，并认为“印度的主要战略考量是与中国的关系。印度与中国之间存在相当严重的摩擦。因此，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要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他们也要继续向俄罗斯购买军备。”

虽然李显龙没有从道义和当今世界大势上进一步分析印度的立场，但老话说“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铊就是人心”，各国领导人从自身利益考量，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等于他们认知上的糊涂。

果然，几个星期后，在撒马尔罕上合组织峰会上，实际奉行“多环平衡外交战略”的印度总理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见面，就说出他的心里话：“今天的时代不是一个战争的时代，我已经在电话里跟你说过这个问题。粮食、肥料和燃料安全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关切。”莫迪补充说，民主、外交和对话使世界保持团结。

我认为，作为朋友，莫迪是与普京当面寻求当今世界大势的共识，让普京清晰地意识到时代不同了，关乎人类生命的“粮食、肥料和燃料安全”的全球性问题，是国家领导者的主要职责。这与其说是抨击，不如说莫迪是对普京的劝诫，甚至是给普京一个结束战争的台阶。而且，看来普京也非冥顽不化，他对莫迪说：“我知道你对乌克兰冲突的立场，我也知道你的关切。我们希望这一切都能尽快结束。”不管普京是不是真的这么想，但当他说出这句话时，起码说明，他需要一个得体的价值台阶。

我想说的是，无论俄乌战争以什么方式结束，就人类现行生活方式与武器工具能量级来说，化解任何冲突，相关决策者都要明确意识到一条价值底线，那就是：“不共生，就可能共死”，所以信守世界和平，重建世界秩序，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涉及三个基本问题：

一是，现行世界秩序的由来及现实危机。基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建立的主权国家体制，和基于1945年《联合国宪章》及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现行世界秩序，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

二是，后冷战至当下，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功能及现实局势，处于什么状态？为何21世纪了，还会发生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战争方式解决与邻国争端的野蛮事件？

三是，联合国何去何从？战火中诞生的联合国，尽管享有《宪章》赋予独特的国际性权力，然而，在行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保护人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促进可持续发展；维护国际法”五大权责过程中，为何成效依然乏善可陈？面对联合国秘书长视野下超主权（民族、民权、民生）、超地缘（联盟、宗藩、朝贡）、超文明（科技、人文、宗教）的诸般“全球性问题”，人类须要创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为何许多前殖民地悼念英女王？

全面分析这三个问题，并逐一提出解决方法，不是本文诉求。但这三个问题，既与文章开头李显龙总理的分析有关，又与莫迪的判断相联。这意味着，从小国或中等发达国家的角度看，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保持“大国平衡外交”或“多环平衡外交”战略，既要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又确保“任何统治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变成不可能”（康德《永久和平论》，1795年）。

我所谓“新的世界格局”，首先是认知意义上，不可忽略的三大事件，按时间顺序倒过来看：

第一件大事，英国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举办的堪称人类史上最隆重的葬礼，全球有41亿人关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王室和政要及随员，以及社会各阶层100多万人汇集伦敦。这样的阵容，远不只是显示“英联邦还是一家亲”，而是基于《大宪章》《权利法案》《宽容法案》的现代政治文明及工业革命自生性发源地的英伦三岛，其基本价值观、制度设置和行为准则，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影响力，依旧是当今世界格局的基本盘！

评判国际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在美国超越英国的历史事实中早已破产，二战以来的英国从来没有被超越。难怪有人说：一个神奇的现象是，英国曾殖民过那么多国家和地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争着悼念英女王？因为被殖民者在文明强力的推广下，人民获得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被文明征服是解放，被野蛮征服是沦陷！这样的常识，对于东方国家也许还须要下大功夫重新认知。

第二件大事，是俄罗斯发动的对乌克兰战争，七个月下来，将大概率遭遇彻底失败。顶住强敌保住尊严赢得胜利的乌克兰，促成欧洲各国的空前团结，再次印证一个简明真理：小即是大，小即是美，天助自助者；而继续以武力解决“争端”，以强凌弱，却往往遭受毁灭性打击。从拿破仑三世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斯大林的苏联帝国和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再次证明基于地缘政治强者为王，赢者通吃的帝国政治企图，表面光鲜一时，却终是害人坑己的梦魇。

接下来，乌克兰重建不是大问题，但俄罗斯将在“去俄化”的痛楚中，面临重新融入世界的历史抉择。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将传统的“俄罗斯化”继续推进到东方，恢复蒙古帝国的传统版图，也就是要把新疆、西藏、内蒙古和东北等一大片中国领土，纳入新的欧亚帝国之中，将中国挤压到黄河以南，迫使中国向东南亚寻求生存空间（杜金《地缘政治的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1997年）。

中国不继续内外开放会怎样？

所以显然，世界不能没有俄罗斯，但“俄罗斯何去何从”这一问题，可能会转变为“中国何去何从”，乃至东亚、南亚、东南亚国家何去何从？

第三件大事，是中国的经济军事崛起与前总理温家宝所说的“政治文化滞后”，引发的现行全球化价值规则危机。老实说，中国传统上不是一个外向性扩张的陆地国家，但靠天吃饭的农耕文明须要尽量兼并土地，因而在“秦制汉儒出人头地天下为公结党营私”的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惯性和惰性的作用下，必然陷入马克思告诫的结果：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一次次走向临界点，不可调和而一次次崩溃。

但是，在英美工商文明和苏俄帝国政治的双重冲击下，近代以来，尤其是最近三四十年间，中国官家获得外来政治与资本势力纵容，内部权力与外来资本自动勾兑，以缓释这一“基本矛盾”向外部转移。但中国传统固有的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又必然与信守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发生严重冲突，自身也将同时陷入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编按：以偏概全）与分解谬误（Fallacy of Division，编按：以全概偏）双重尴尬。

怎么办？如果中国不能继续内外开放，必然遭遇所谓“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国式的官僚主义”，将加速“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的爆发。

这三大事件，构成世界新格局的三个向度，如何协调这三个向度，使之融合走向整体上的“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是当代人类“信守世界和平，重建世界秩序”，也是奉行“大国平衡外交”的国家，所绕不开的新课题。

我的建议是，国际社会亟需直面全球性问题的哲学对话，发布《全球共生宣言》，组建“全球共生理事会”，制定《全球共生公约》。而且特别是富有精神体能的国家、跨国企业领袖、组织平台及知名人士，应当成为“全球共生公约”的发起国。

作者是全球共生学会（加拿大）学术委员会主席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学术委员

被文明征服是解放，被野蛮征服是沦陷！这样的常识，对于东方国家也许还须要下大功夫重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