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美国枪支管制政策在宪政上的争议

来源：台湾《工商时报》

工商社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6月24日，裁定纽约州规定民众要有合法自卫的需求或“正当的理由”，才能携带手枪出门的法律，违反“持有和携带枪支自由”的宪法第二条修正案。拜登总统随即于隔天，签署“枪支管制法”（Gun Control Bill），加强对于21岁以下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允许查阅青少年的犯罪资讯，并禁止贩售枪支给有家庭暴力犯罪纪录的民众。

对于美国而言，今年5月是一个悲伤的月份，各种不幸的枪击案，造成重大的伤亡，尤其是德州的小学校园19位罹难学童，引发社会舆情对于管制枪支问题的高度重视。回顾10年前，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小学校园枪击案，对于时任副总统的拜登而言，必然是点滴在心头。从联邦法院到州议会的立法，从司法部门到行政部门，美国的枪支管制政策，是法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过去这些年来，尽管枪支管制已经针对购买枪支的人，进行更严格的背景登录。不幸事件却一再发生，一方面，凸显没有正本清源之道，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一次比一次更严格的规范，难以落实，有其根本的原因。

其一，这是宪法层次的问题。其二，这是国会与总统、民主党与共和党、利益团体与政治游说的问题。

就前者言，宪法修正案的保障，是管制枪支的核心问题。而现行的修宪程序，三分之二启动，四分之三通过的门槛，则是宪法与法律层次上，无法绕过的法定程序。依据美国宪法第2条修正案: “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州安全所必须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简言之，1791年所通过10条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延续到21世纪，时空环境，固然是物换星移，却已经是深植人心的自卫权利。从而使得，一而再、再而三，每每在惨剧发生后，被拿出来检讨，却又毫无下文的最重要原因。

至于后者，美国政治的多元主义，是管制枪支政策难以落实的重要原因。由多元的利益团体在立法和行政部门竞逐，是利益驱动决策的政治逻辑。对于支持宪法赋予拥枪权利的个人、组织、团体来说，全国步枪协会（NRA）是最强而有力的代言人。除了成员遍及全美国各地，长期以来，经年累月，透过不分党派的政治献金，提供给郡市首长与议员、州长与州议会、乃至于参众两院国会议员，以及两党从地方、州、乃至于总统初选各个阶段的参选人。美国政治人物的从政生涯，除非进入政坛就拒绝收受来自全国步枪协会的政治献金，否则，不分党派、从地方到中央，都难以抗拒这种诱惑。而步枪协会雨露均霑的长期耕耘，也使其游说成效斐然。

回顾美国建国以来，枪支的拥有，早就从“民兵…是保障州安全所必须”，演变到“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而且，还从保家卫国和自我防卫，进化到偏乡狩猎、中产阶级休闲活动、乃至于做为儿女成年礼的象征性馈赠礼物。换言之，枪支存在于日常生活里面，拥有枪支是天经地义，特别是对于白人-中产-不分城乡-居住在中西部和南方的美国公民而言。

许许多多的小学校园枪击案，都是年轻人持枪先杀害家人，然后再到小学杀害无辜的学童，而自己最后也都死于枪下。相较于涉及移民历史与传统、白人种族与文化的问题，这更像是青少年的加害人，因为长期积累的心理和生理的疾病。社会治安问题的难解、甚至无解，而且还可能上纲到意识型态和政党竞争的层次，枪支管制的政策，一旦牵连到庙堂上的政治攻防，则争议就更大。

镶嵌在美国历史文化的枪支管制，不同政党可以相互妥协，从而促成法案的通过：拜登版的“枪支管制法”，既没有禁止贩售攻击性枪械，也没有将18岁购枪门槛，明定提高到21岁，进行普遍性的背景查核，更没有针对贩卖枪械造成重大伤亡的制造商之罚则。这是朝野政党各退一步的结果，可以满足各自选民的需求，但是，能否更有效防制校园无差别枪杀惨剧的发生，则是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