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介鸣：上海抗疫 封控中的韧性城市

朱介鸣

上海居住区进入所谓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的分类管制后，居民日常生活的自治管理，一夜之间成为政府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全方位负责的任务。上海日常从事批发、零售、交通、物流、餐饮等各类商业和生活服务的人员将近400万，而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人员仅30万。全城封控将400万服务人员的工作量压在30万政府管理人员肩上，难度可想而知。居委会人员配备严重不足，也没有商业服务的专业训练和经验，仅仅安排组织核酸检测就已手忙脚乱，根本无暇全面顾及民生，热线电话形同虚设，居住小区封闭引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恐慌。

市场关闭和政府缺位首先触发居住小区的社区精神和邻里互助。如同所有大城市的新建私人住房小区，邻居相互之间几乎都不认识，居民背景多元，新上海人和专业人士居多。业主微信群主要用来交流信息，偶尔讨论社区公共事务，更多是提醒邻居减少噪音等等，从来没有要见面的意愿和必要，也没有刻意要搞好邻里关系，是真正的城市化匿名社区成员组合。

芝加哥社会学派认为，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城市社区成员匿名身份（如只知道住在X号XX室的邻居）与乡村村民具体身份（如王大叔、张医生、李裁缝等）的差别。政府供给食品严重稀缺，社区居民被迫通过微信群自发组团团购，多元背景市民的不同能力成为不可或缺的优点。面临危机不靠政府，市民组织起来自救，不就是城市规划倡导的韧性城市？建立在市民社会之上的韧性城市，更需要自发组织的市场机制，而不是等待政府的计划安排。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是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生倡导社区以共管自治替代政府管治或市场机制。政府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管理不善；市场容易资本垄断，社会不公。奥斯特罗姆生前做了无数实证调查，在此基础上提出社区共管基本原则，发现屈指可数的社区自治成功案例，都有社区规模有限、成员社会属性单一相似的特征，所以社区资源的管理决策，因为成员文化社会背景相似而容易达成共识。村庄具备这些特征，但城市规模大、市民多元，社区自治难以进行。所以城市管理不是由政府主导，就是通过市场机制私有化管理。

社区共管自治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比经济资本更包容、更公平，是值得追求的规划目标。本人作为城市人，从未在居住地经历过有参与感的社区精神。没有参与的必要，邻居也都忙于自已的工作，无暇进行社区交往。读了奥斯特罗姆著作后，更确定城市的社区精神是个追求目标，多元的市民生活需要政府公共管理、市场机制和个人能力，并不需要社区组织。

今年4月上海封控式抗疫，许多市民第一次获得参与性社区感，尽管社区成员很少面对面交流。通过微信群的集体交流和集体行动，做成不少社区公共产品，如志愿者组织、邻居之间的救急和食品团购。发现可以修正奥斯特罗姆的社区自治理论，小规模和单一性是表象，实质是共同利益，社区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所在小区规模不小，居民极其多元，正是抗疫自救的共同利益，将小区市民整合成一个有效的社区。

小区居民在志愿者和团购团长的带领下，互助抗疫自救，解决了基本生活物资供应问题。封控数周后，团购市场有了基本制度设计。供给方面，上海商务委员会颁发生活物质保障企业证明，快递骑手通行证和核酸抗原检测安排。需求方面，团长们逐渐自发走向多样化和专业化方向，所在小区出现V团（团长上海市排名第600之内，成员8000+，跟团人次2万+，供应高质量食品）；U团（轻奢零食，KFC之类）；A团（海鲜）；牛奶团；水果团等。甚至社区超市开始提供杂货铺式无需团购的零售，微信群接龙支付，蔬菜鸡蛋猪肉活鱼油盐酱醋，什么都有。团购产品开始多元化，为不同需求的各阶层市民服务。

依靠社区团购解决基本食品供应，固然体现韧性城市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救能力，但因为城市的封闭和快递骑手的短缺，政府缺位和市场能力严重削弱，使食品物资价格大幅度上涨，低收入群体受到更大伤害。可见，韧性城市须要社会基础设施的支持，完善的市场机制有利于低收入人群。老旧里弄老年市民利用手机团购的能力弱，彰显出运用数码科技能力的差距。基于社区的韧性城市，也因为数码鸿沟而面临社会公平的挑战。

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能力，不是强势政府能够完全取代，只有政府政策而没有市场能力，只满足自上而下逻辑的城市规划，对塑造韧性城市毫无帮助。

作者是中国上海的城市规划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