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竹：以常识作为政治判断基础
掌权者以常识为师，大概就能比较贴地，离开百姓之心不远。
政治是今年很适合谈论的热门话题，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国内确立了评价颇佳的未来总理人选黄循财。国际上包括韩国和法国大选尘埃落地。由于世界形势波诡云谲，这些国家领袖更迭的意义也格外深刻，甚至会牵动未来国际形势变化。至于交战中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各自的国家和领袖命运会不会在今年发生变化，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
最近，政府成立了咨询小组，为社区常投诉的邻里噪音问题制定规范，以便作为未来调解的准绳。领导咨询小组的袁国栋博士在第一次开会后，对记者说出一个关键词：所谓规范必须是大多数民众都能接受的“常识”。
从小处看，以大多数人的常识解决邻里纠纷，可以避免制造问题的个别居民夹缠不清。从大处看，以常识对待社区乃至国家大政，本身就是一种智慧。
有人会说，以常识为标准很可能沦为民粹，而且常识会随着社会情绪或社会演变发生变化，岂可作为处理社会问题乃至政治的依据？
如果把常识视为每个人从小就懂的寻常知识（common knowledge），例如日出日落、鱼离开水就活不了、动物会拼命保护幼崽，基本上具有相当高的可靠度，哪怕生活在孤岛上，凭借观察也能发现这些道理。如果视为一种对事物的普遍判断和理解能力（common sense），例如杀人是不对的、肚子饿了要吃饭、警察会保护人民、二加二等于四，这些一般涉及对科学的理解或对道德的判断，虽然在不同时代或社会，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例如警察不保护人民甚至伤害人民，但对那个社会的人来说，普遍可分辨那是错的，而伤害人民的警察也会有愧于心。于是我们知道，至少在这时代，上述常识是成立的。
常识的确会随着时或地而有差别，例如不同时代或文化落差太大，但那不是本文讨论范围。
就吾人时代而言，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都能依循常识发展。例如要依法治国、权力的取得要经过人民授权、领袖不能滥权贪腐等等。国家会把这些写进法律，人民从小耳闻目睹，逐渐成为常识。
此外，以常识作为政治判断的领袖，自然明白保障人民生活无忧是基本任务。于是吃饱穿暖、老有所依、幼有所养就都是大事；而要保障生活得好，医药也不可偏废，但这些都需要钱，因此发展经济很重要，分配正义不可忽视；经济要发展的前提是人民知识水平要够高，所以教育是发展的根本。
这一大套环环相扣的逻辑对我们来说就是常识，违反这些常识的国家，人民往往陷入悲惨动荡的命运。例如红高棉时期的柬埔寨，全国稍有知识者几乎被屠杀殆尽，文化断根，至今还不能恢复元气。红高棉那些实际上没有得到人民认可的领袖，仗着枪杆子打出政权，用自己相信的一套想法胡搞瞎搞，把国家推向死胡同，四分之一百姓血流成河。悲剧的关键正是违背常识。
按常识，人民没有知识就不可能从事生产和制造的经济活动，没有经济活动，国家就不会有钱发展一切，水深火热自不待言。但枪杆子出政权的领袖是看不起常识的，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统治行为，用肤浅的理论包装得很复杂，内里其实是满足小圈子统治欲望和享受各种特供物资，以及对国家各种资源上下其手。这现象在今天少数国家还是如此。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侵乌战争后，更多资料证实他的贪腐很大，也暴露出他的小圈子利益集团对国家资源的垄断和获取暴利。很多学者论证普京出兵是基于个人对俄罗斯辉煌历史的迷恋，而不是什么安全受威胁。
普京如果根据常识，2014年开始国家被制裁，人民受苦，最重要的政治工作就是设法搞好与国际社会和邻近国家的关系，恢复正常经济活动。相反，他对外讨伐的依据是基于已改变的常识——乌克兰已经不是俄国的一部分。但他很可能考虑了被制裁的后果，不过如前所说，独裁统治者不会把人民心中的常识当一回事。于是他打赌承受得起制裁，却没考虑到今日世界另一个重要常识，就是国际纠纷要用外交谈判解决，没有人可以接受狂轰滥炸的战争行为。这是国际社会反弹那么大的最主要原因。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00年前的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值得所有从政者一读。韦伯论述一个有志于政治的人必须拥有追求踏实理想的热情，以及责任感和判断力。
所谓踏实的理想，不外乎基于大多数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常识。若根据韦伯，普京的错误就在于犯下人类不可避免的权力虚荣，因为虚荣而变得不切实际和缺乏责任感。错在以古当今，失去对眼前常识的准确认知，又忘了对他统治了20年的人民如何安身立命这件事该有的责任感。
“常识”在这里固然是高度简化的词汇，因为治国理政和政治判断往往复杂得多。但掌权者以常识为师，大概就能比较贴地，离开百姓之心不远。韦伯列出领袖三种类型：传统型、魅力型和法制型。人民可以在热情高涨之下支持前两种，但激情过后一定要回归第三种，在法制框架内依据常识和科学理性为人民服务，不能以任何理由对民众的家破门而入，或者让大量人民冒挨饿与失业的风险。
每个国家有智慧的人民总是少数，但绝大多数一定有常识。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