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可强：香港的国际城市地位

来源：明报

作者：冯可强

笔者在上篇文章《一国两制的三个阶段》提出，随着第六届行政长官在今年7月1日上任，一国两制的第三阶段“落实全面管治权下的爱国者治港”将会开始。在此新阶段，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必然趋势，但面对国际形势的挑战，如何同时维护及继续发展香港的国际城市地位和作用，将会是一个需认真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世界进入美国的“战争逻辑”

俄乌战争仍在拖延下去，欧美等地对俄制裁亦会延续及扩大。乌克兰人民饱受战争苦难、流离失所，整个国家亦毁坏不堪，令人痛惜，奥地利总理内哈默（Karl Nehammer）4月11日访问莫斯科后，说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艰难的，“我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普京进入到自己的战争逻辑中，他正在采取相应行动，还希望是迅速的军事行动能够成功”。

由美国发动及领导的对俄罗斯的空前和广泛制裁，其实是一种新型的全方位“战争”，包含政治、金融、贸易、能源、科技、交通、运输、通讯等方面；参与制裁的不单是政府，也包括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Google、Apple、Amazon、Netflix、微软等国际机构。

当中的金融制裁不仅将俄罗斯主要银行移出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清算体系，还限制其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交易。美国为击垮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不惜长远影响到当前以美元为主的国际金融、贸易结算和清算体系的独立性，“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更同时严重影响全球粮食和能源供应，正触发一场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损害了已饱受疫情打击的各国经济民生的稳定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美国再次让全世界为其地缘政治斗争政策“埋单”，并把全世界拉入其全方位的“战争逻辑”中。

美国著名投资者Ray Dalio最近在一篇文章（How Can We Tell How the First Battle in the Long War for Control of the World Order Is Going?）中，将俄乌战争形容为控制国际秩序的长期战争中的第一场战役。普京只求在欧洲地缘政治中维护俄国利益，而中国只想在世界和平环境中继续发展，以及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有发言权，更不会企图控制国际秩序，所以这场长期战争只会是由要全力维护其霸权的美国去发动。

金融、航运、贸易中心 地位不容有失

美国已把中国视为最大敌国，而在地缘政治方面，台湾比乌克兰更对美国远为重要，因此未来几年，美国政府在其“战争逻辑”下的对华斗争只会持续增强和扩大。自2020年起，美国对香港及／或中国内地已实施经济等方面制裁；以后几年，随着形势发展，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城市，其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和角色将可能面对新冲击。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巩固及提升竞争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于香港，其一是提升4个传统中心的地位：国际金融中心，包括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管理及风险管理业务；国际航运中心；国际商贸中心；及亚太区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其二是发展4个新兴中心：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此谓八大中心。

这个规划纲要是在去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制订过程肯定是由早一两年开始。虽世界形势转变，发展八大中心当然仍应作为香港到2025年的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同时是对2035年远景目标作出展望。但依据上述分析，第六届特区政府首先须着重研究分析，其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在不同预计情景（scenarios）下可能面对的问题、困难和挑战，并早作筹谋，制订应对策略和办法。

四个新中心定位 短期目标需现实些

八大中心都围绕着香港的国际城市定位而设想，可见由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香港的国际性对中国发展仍是何其重要。举例说，港府一直采取“外防输入”抗疫策略，严防外地疫情走入社区，今年1月8日起，更向美英澳等航班实施“禁飞令”，不单令滞留当地的香港居民多个月来不得回港，更令不少居港工作的外籍人员与其家人陆续选择离港，商务及消闲旅客接近消失，原有的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近月在众多外国商会和跨国公司反映人才流失的严重情况下，林郑月娥特首才宣布由4月1日起取消禁飞令措施。可见特区政府在考虑优先与内地通关和保持香港对外开放性的两个选择之间，如何权衡轻重、因时制宜及恰当处理，不是一件简单之事，可能要预早作不同情景的科学估计和分析。

疫情尚且如此，何况是作为香港经济命脉和“立城之本”的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地位、角色和作用，更是不容有失，必须早作研究、分析和筹划，去全力维护、发展，以及在受到冲击时尽量减少损害。至于建设4个新的国际中心定位，因受当前各种内外因素限制，可能需把短期目标订得现实一点。

底线思维与危机感

现届特首领导的政府，于过去两年应对冠病虽已尽力，在不同阶段亦有其成绩，但仍未能使大多数市民满意；其中最主要问题是政府显得“见步行步”，未有早作较坏和最坏的估计而预作准备，因此在推行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开头阶段，都让人觉得乱象丛生、计划不周。正如过去两年为抗疫先进城市的上海，最近疫情急速变坏及出现“封城”乱象，受到的批评是没有“底线思维”、及早准备；反之深圳因在“封城”前做足准备，在“封城”7天后如期依序解封。习近平的解说是：“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去年3月又强调当前面临的风险考验“一点也不会比过去少”，故要增强“底线思维”。

笔者多年前曾两度访问新加坡，当地接待官员、议员和学者都说“我们一向以来都有危机感，所以我们一切的考虑都由这点出发”（大意如此），笔者对此印象深刻，相信其他到访过当地的朋友都会有此观感。以往我们都不觉得特区政府领导班子有任何危机意识，但相信经过应对2019年社会暴乱动荡，及近两年多以来的艰巨抗疫工作后，新的领导官员都会有较强危机感与底线思维去治理香港，包括如何维护及发展香港的国际城市地位。

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