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生：国家间信任基础的崩盘与再构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是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周朝分封的各诸侯国你争我夺，国家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不时签订的盟书、和约甚至密约，都敌不过用拳头说话，天下大局在信任赤字的不断累积中也就越来越乱了。
这倒不是说今天的世界进入天下大乱的时代。但2月份爆发的俄乌战争，确实给世界提了个醒：今天的国际社会，国家间的信任基础正在崩盘。
俄乌战争前是有个《明斯克协议》的，在国际社会的调解下，还建立了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乌克兰、俄罗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诺曼底模式”调解机制，但很快就不作数了。如果说这个协议签订时的各方及其背后的势力，严重缺乏信任的话，这种“缺乏”必然会使协议成为一张废纸。
是乌克兰不讲诚信？还是俄罗斯没有诚意？抑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装聋作哑？这些都算不上问题的关键。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迄今的20多年中，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间积累的“信任赤字”，在这次俄乌战争表现得更为突出。
想想2008年危机时各国的表现吧。一头是高喊加强国际合作，呼吁共渡危机难关，另一头则是各打各的主意，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一头是对世界贸易规则的不断重申，另一头则是货币争先贬值、强售本国产品，都想剪全世界的羊毛。直到2016年美国特朗普上台，以“美国优先”“美国再次伟大”撕破了披在各国身上的皇帝新衣，冠冕堂皇的公约、协议都在信任赤字面前露出原形，原先国家间的应承、允诺的不堪信任，终于现形。
先是经济贸易领域，不守世贸规则，作废多边协议，不断签署的双边协议边签边弃，“退群”“脱钩”一时间大有取代全球化与多边合作之势。然后是政治、军事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信任赤字”：北约本来是有言不东扩的，《明斯克协议》是认可乌克兰主权的，美国与中国尽管多年来争争吵吵，但不碰“一个中国”底线的“模糊战略”还是有的，所有这些现在看都快被掏空了。
等到俄乌战争一爆发，SWIFT这个全球银行共同拥有的结算体系，也成了制裁工具，不仅俄罗斯被撵了出去，凡是继续和俄罗斯用美元结算的国家也要面临制裁。美英等国更直接剥夺了俄罗斯公民的海外资产，上到足球俱乐部，下到豪华游艇都成了收缴制裁的目标。同样，俄罗斯则凭借欧洲对其能源的无力“脱钩”，强推以卢布来支付天然气费用。普京还签署法令，要把海外上市的俄罗斯股票存托凭证转换为俄罗斯本地股票。
这或许是几年前人们想都想不到的事。说好了的“契约精神”呢？大家信誓旦旦的“相互信任”呢？世界范围内国家间信任基础的崩盘，无疑是上述事件的导因。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现在看倒有点“信任冲突”的味道。
信任是社会成员的粘合剂，是一个社会产生并维持团结的整合基础，是国家间增信释疑，减少误判，降低交易成本并强化相互合作的必要条件。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就提出，信任程度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这种“基础”“条件”一旦丧失，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就会在“预期对方不会违约”认知破灭的过程中，衍生矛盾与冲突。
二战之后，国际关系中尽管对几个大国框定的“雅尔塔体系”多有微词，但各国特别是大国间，总体上有“预期对方不会违约”的基本信任，几乎化解了不计其数的冲突。就算上世纪60年代美苏两国剑拔弩张的古巴导弹危机，也在两国尚存的“预期对方不会违约”的基础上化解，没有酿出世界大战。
上世纪70至90年代欧洲建立信任措施的成功实践，使建立国家间信任措施的“欧洲模式”声名远播，后来各国的联合反恐斗争、签署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多哈回合谈判的突破、网络犯罪的遏制等全球治理的成果，赖以存续的前提，也在于国家间的信任。
在全球化发展到国与国之间“想脱钩也难”的今天，即使在矛盾尖锐如时下中国与美国之间，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也难得承认，双方其实难以“让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脱离’”。国际关系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情势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事实上是空前地提高而非减弱，这与当前国家间信任基础的崩盘，形成了某种悖论。如何走出“信任赤字”和“信任危机”的困境，各国已经到了不得不思考的时候。
肯尼斯·纽顿（Kenneth Newton）关于社会资本与民主的阐述中，通过揭示社会资本的三层含义，提出“深度信任”“浅度信任”和“抽象信任”三种社会资本的类型。
俄乌战争迄今，双方已经进行多次谈判，谈判前的诚意与谈判后放出的口风，似乎多有止战言和之蕴，但结果都一风吹了，可以说连基本的“浅度信任”也丧失殆尽。这种“丧失”恰恰又不仅体现于俄乌之间，世界上多数国家对国家间信任基础崩盘的担忧，从印度在美、俄夹缝中选择不选边，甚至对把俄罗斯踢出SWIFT的后果产生的深度忧虑中，大可以揣测几分。
当然，正如黑格尔“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所言，俄乌战争反映的国家间信任基础的崩盘，自然是对原有信任关系赖以维系的国际格局、国际准则、国际秩序的质疑。“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国际关系，也正处于重建再构的过程中，只是这样的“重建再构”终归是要回到国与国建立的信任框架内，即便做不到“深度信任”，也须要从恢复“浅度信任”起步。
这无疑须要国家间的相互尊重、遵守国际规则，恪守国际承诺，尤其在大国间，更须要加强对话协商，减少无端猜疑，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发展自己，由此再构国家间信任的基础。这也许是当今世界对各国智慧的时代考验了。
世界各国如果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只好面对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的事实，后者造成的恶果，绝非现时俄乌战争可比。战国时期为了国家间恢复信任，曾经不得已用人质做抵押，换取一时的苟安。时过境迁，2000多年后的今天，该以谁为抵押呢？
作者是山西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