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马尔德：历史的内爆

迈克尔·马尔德

哲学家本应从一个相当超然的角度去理解事件和现象，牢牢记住有用的理论模型和先例。但乌克兰局势让我很难超然事外。不仅我的家人有一半以上来自乌克兰，而且我长期以来一直全神贯注地研究——无论从哲学抑或个人的角度——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及核武器使用为中心的核与放射性威胁问题。

尽管如此，今天的局面需要我们有清晰的思维。正如我在2021年的著作《感知剧变》（Senses of Upheaval）中题为“苏联未完成的崩溃”的一章中所指出的，我们须要发展“一种强有力的历史哲学”，能够解释历史“差异、漫长的地下过程，以及因果之间在时间上的滞后关系”。

这项任务的紧迫性现在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了。我们正在目睹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与其未解决的遗留问题之间存在时间滞后性所造成的结果。上述遗留问题不仅造成了乌克兰之战，还酿成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持续发酵的冲突，以及白罗斯的悲惨命运。此外，乌克兰在成为独立国家后不久，就同意移交给俄罗斯的苏联核武库，则是不断浮现的背景。

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历史影响，其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仍未确定的苏联解体遗留问题。对欧洲观察家而言，俄罗斯的入侵让人回想起纳粹德国在1939年的所作所为。对乌克兰人本身而言，它总能让人想起过往的国家灾难——从1932年至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噩梦。对俄罗斯人而言，更严格的审查措施和其他内部压迫手段，已经唤醒了对斯大林主义的记忆。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历史的重演。重复需要周期性和明确的时间节律，更不用说完成正在重复的事情了。但普京战争背后的很多问题，都是此前未完成事件所留下的彗尾——从苏联的解体到放射性沉降物的长期影响莫不如此。

因此，我们在乌克兰目睹的是一系列事件的相互碰撞——不同的时间线汇聚成一个单一的破坏性现象。俄罗斯的入侵源于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灾难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30年代的乌克兰种族灭绝和斯大林主义针对。所有这些历史都集中和浓缩在当前的这场战争中，就像原子弹的裂变材料“突然被压缩成更小的体积，从而具有更大的密度”。从本质上讲，敌对行动的爆发是历史的内爆。

解释历史运动的三大经典模式包括保守派的衰落，哀叹失去过往的伟大；自由进步，庆贺生活条件和人类自由的上升轨迹；以及“通过水或火”进行破坏和复兴的周期性重复（有时与第一或第二种模式螺旋式结合），就像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一样。

但内爆提供了第四种选项，该选项也借用了物理学来描述历史如何在未解决的遗留问题的重压下屈服。从某种意义上讲，第四种模式结合了其他三种模式的元素，内爆所释放的向心力，使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观点对立起来，并展现出重复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同时听到源于不同领域的回声：俄罗斯辉煌帝国历史的“复辟”；乌克兰“势不可挡”地走向市场自由和民主；以及不断重复的口头禅：“历史会重演”。

在今天的环境危机中，历史的内爆也可以被感知。现在正在发生的第六次大灭绝，并不仅仅是前五次的重复。它也标志着人类物种（以及无数其他物种）的历史崩溃。在人类世时代，上述崩溃为自我诱发，因此带有内爆的所有痕迹。气候危机和普京政权均源于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这表明它们属于同一个广义的历史范式。

政治行动的永恒问题——“究竟应该做什么？”——只有至少对历史背景有一个粗略的了解才能被严肃提出。乌克兰战争是不是自由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前进的暂时受挫？它是不是俄罗斯帝国返祖复辟的暂时障碍？它是否颠覆了二战，当时的国土捍卫者现在处在占领者的位置？还是2022年乌克兰的土地上发生了其他事？

历史内爆的一个特点是，它把一切人和事都卷入了它的漩涡。如果乌克兰战争是这种内爆的一个明显迹象，那么认为正在乌克兰土地上演的敌对行动仅限于该片地区就显得太天真了——即使现在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还为时过早。

冲突中所存在的核威胁，包括核电厂及武器，表明冲突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像欧洲和美国最初将冠病病毒视为中国的地区性健康问题一样，现在北约的“防御性”立场，也忽视了核辐射或使用生物或化学武器所造成的跨国威胁。

越早掌握历史内爆的逻辑（或不合逻辑），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必须做什么。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尾声，这个时代被一种强烈的感觉所定义，即我们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结”。就目前而言，正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编按：德国剧作家和诗人）所言，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因为事情是现在的样子，所以事情不会保持现在的样子”。

作者Michael Marder

是巴斯克大学哲学研究教授

著有即将出版的《乘客哲学》

（Philosophy for Passengers）

英文原题：The Implosion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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