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东西政治文化迥异 香港抗疫陷入两难

来源：明报

明报社评

香港第五波疫情愈烧愈烈之际，世界多个国家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强制接种疫苗和疫苗通行证示威。在加拿大，卡车司机的堵路抗议浪潮蔓延多个城市，甚至已经影响到美加两国汽车产业供应链；在新西兰、法国以及欧洲多地都有类似游行示威……在两年多的疫情时代，从开始的口罩，到后来封城禁足，再到今天的打疫苗与清零、共存之争，各国的不同取态，背后反映的既有不同政府的施政理念，亦有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香港今日抗疫的进退失据，封堵与共存的拉锯，正是反映身处中西方文化交汇处的身份认同尴尬。

在加拿大，完成疫苗接种的比例高逾八成，据报货车司机的接种率更高达九成，他们堵塞交通理由，据说并非反对疫苗，而是反对“强制”打针，因为打针与否，应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欧美多地的抗议浪潮，参与者理由都不外如是。

从反口罩到反疫苗

西方个人自由至上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当各国先后颁布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的法例时，也遭遇很多抗议，不少民众游行示威，指摘强制戴口罩侵犯“个人自由”，因为在西方一些国家文化中，口罩是与重病者、恐怖分子相联系的。

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欧美文化的重要特质，亦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元素之一。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政府只是“必要之恶”（necessary evil），但个人有权决定一切私人事务，政府无权干涉。在此文化背景下，佩戴口罩与接种疫苗，都属个人私事，政府的各种强制措施，就被质疑为侵犯人权和限制自由。

与之对照的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以及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主张“家国同构”，即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两者之间并非相互制衡与冲突，并无必然的张力。因此，在面对重大危机时，更易形成自上而下的动员与自下而上的配合。这种巨大的国家社会协同性以及政府的高度执行力，体现在大陆的常态化防疫措施，是西方国家难以想像、也难以仿效的。

对东亚地区的民众而言，戴口罩、打疫苗不仅是保护自己，也是对周围人的负责，体现出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在香港，任何人现在若在公众场合不戴口罩，不仅属违法，更会遭到市民的公开谴责。

西方国家民众对于戴口罩、打疫苗的抗拒，与一些政客乃至政府的防疫言论和政策有关。在疫情初起时，包括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一些西方政客，对于戴口罩的防疫作用出言质疑，甚至拒戴口罩，又将新冠病毒与流感相提并论，作了错误的社会示范。近期，很多西方国家在Omicron仍在肆虐、确诊个案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宣布解除防疫措施，实施与病毒共存策略，给国民造成疫情结束的虚假印象。但根据世卫组织（WHO）数字，自去年11月底以来，全球的Omicron感染人数已经达1.3亿，因此而死亡的病例达到50万，连专家都指出，这一数字“超出悲剧范畴”。

香港是华人社会，有中国文化的传统影响，但亦长期受欧美政治文化薰陶，政府的施政理念与社会的政治认同都更倾向西方。因此，香港在防疫政策上虽然标榜“动态清零”，但在实际运作上却难以仿效大陆的做法。

港府矢言动态清零

社会弥漫抗疫疲劳

作为一国两制的一部分，香港的防疫体系并未纳入大陆的防控体系内。特区政府坚持与大陆一致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一来是希望实现与大陆免检疫通关，二来是为尊重“一国”的政治表态。在过去两年四波疫情后，香港原本已接近这一目标，但遇上传染力特强的Omicron，体制本性就暴露无遗，根本无法、也无力做到大陆的那一套。

从市民接受程度来说，不要说如武汉般封城逾月，即使是封小区封楼几日，已经怨声载道，更不用说“安心出行”程式增加追踪功能，要牺牲个人私隐；从政府能力来看，既无快速应变的基建（兴建方舱医院等隔离设施）本事，也缺乏如大陆街道居委会般的人力资源，难以应付大范围封区行动，甚至连全民检测的能力都欠奉。在封堵无门、追踪无力下，社会弥漫浓厚的抗疫疲劳与无力感，因此，“躺平式”的“与病毒共存”自然就吸引力大增。

现在，中央政府开腔力挺香港“动态清零”，各项支援将陆续抵港。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即使核酸检测的能力倍增，方舱医院能够建成，但政府的执行力不提升，市民的配合度不高，恐怕仍难达至“清零”目标。但真要“躺平共存”，社会是否真的可以容忍再死一批长者与小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与西方文化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毕竟大不相同。没有生命，谈何自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灾难面前，没有比挽救生命更重要的事。寻找出兼顾个人权益又能符合公众利益的中庸之道，也应该是香港走出第五波疫情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