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后冠病时代的到来？

于时语专栏

冠状病毒疫情肆虐全球两年，近3亿人感染，550万患者死亡，最新的奥密克戎变异又创造了美国每日超过百万的新增病例纪录。但是多项研究也确认，奥密克戎变异病毒主要感染上呼吸道，加上疫苗的普及和有效药物的出现，人类还是有望看到后冠病时代的到来。

从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以及其他社会伤害（尤其是在学青少年的学业损失），冠病疫情灾难早就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这场灾难的许多后果，诸如国家地区之间和各国自身人口内部的贫富差距加大、全球化进程倒退、国际信任与合作减少等等，对世界局势的冲击和长远影响将会逐渐显现，或许要等许多年后才能予以准确评估。

从近期来看，欧盟是冠病疫情的重要赢家。欧盟各国首次确立了共同承担债务的财政纾解资金。这一历史性发展，使得欧盟真正成为在财政上互通有无、以富济贫的经济实体，欧盟政治因此开始跨国化：各国领袖不仅要对本国选民负责，也必须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民意开始互动。

此外，英国脱欧不仅成为无人仿效的恶例，也使得欧盟摈弃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基因。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话，便是欧洲与美国已经演变为世界观不同的两种文明。这对未来世界“文明冲突”的基本架构的冲击不言而喻。

特朗普总统败选下台，冠病疫情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是美国拜登总统上台一年，美国民众的政治分裂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拜登政府施政乏力，错误频频，加上突然重现的通胀，增加了特朗普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的机会。然而曾经受到冠病重创的美国经济明显复苏，呈现相当的活力。

近年来不少人尤其中国媒体不断唱衰美国，却忽视了美国至今独步世界的两大特点：第一，作为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最大受益国，保证了美国技术创新能力的领先地位；第二，源源不断的合法与非法移民，使得美国人口维持稳定持续增长，避免了其他发达国家与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人口萎缩危机。

作为冠病病毒的最早发源地，中国以其特有的行政效率，成为唯一避免了冠病高峰灾难的大国。

但是如此“清零”方针，与其他的威权“维稳”政策，都耗费巨大的行政成本，能否长期可持续充满疑问。另外，中国高速增长期结束，同时出现全球化进程和美中关系的逆转。从过去20多年的日本经济，看不到亚洲有从出口型发展转换为内需型发展的成功例子，何况中国同时面临人口老化与独生子女政策的长远恶果。

过去一年中，“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中俄关系不断加深。但是两国都面临道德权威危机，对周边地区丧失政治和文化吸引力。另外，中俄两国的长期利益交集不大，而经济实力差别日益悬殊，令人怀疑这一“权宜同盟”的可持续性。虽然欧洲正在成为一个与美国不同的独立文明，但中欧和俄欧关系都在缓慢恶化。

总的说来，第三世界是冠状病毒的最大输家，但也因此创造了大国竞争的新机会。然而至今不明不白的冠病病毒溯源问题，很可能成为中国的国际负资产。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