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强：美式总统要求方向感而非贤人

选举结果说明，美国有相当部分选民对现有制度还是具备信心的，相信制度可以超越个人。与东方政治不同，美式总统制所要求的不是理想贤人，而是能够为美国的社会问题列明方向和提出方案的领袖。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强权，又有稳定的建制基础，却可以让本为政治素人的特朗普，在全球关注的总统级别选举中，二度当选，必然有超出个人魅力和侥幸运气的因素。特朗普东山再起，既反映他在历经挫败后的强韧意志，也暴露美国社会内部累积的深层分歧，才得以聚集出强大的反精英、反移民和反左倾的基层愤怒，造就特朗普奇迹。

特朗普固然有个人作风上的缺点，又有决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反建制的民粹即兴，但在当前美国政治上，他在支持者心中则是能够提出方向感，且有施政主张的领袖。相对于民主党的哈里斯这个对手，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做好准备，就意外参选的政策空壳，不是一个具有总统高度和洞察力的人选，结果只能在选战中操作左派意识形态和女性议题，但没有扩张选票和深入基层的效果。

对部分美国社会而言，特朗普曾有四年施政经历，反而更有可依循的脉络，并不陌生。虽然竞选对手仍然针对特朗普的人格特质进行攻击，这次反而难再引起社会广泛的恐惧。他的行事和风格，虽然对美国民主带来一些风险，但人们相信可以透过体制内的层层节制，如媒体、国会、官僚来加以制衡，况且有任期限制。选举结果说明，美国有相当部分选民对现有制度还是具备信心的，相信制度可以超越个人。与东方政治不同，美式总统制所要求的不是理想贤人，而是能够为美国的社会问题列明方向和提出方案的领袖。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是一场内政取向的选战，关注经济、移民、犯罪、通货膨胀等议题，外交和战略安全并不是优先课题；加上哈里斯缺乏对国际议题的思考论述，因此对各国所关心的美国未来外交战略取向，在选举中没有太多着墨。可是，美国作为世界强权，当它的选民根据自己的内政和国家取向，选择本身的总统时，其实也深刻左右全球的战略和安全走向。不管是美国的盟友还是敌人，都受到美国选举结果的连动和冲击。

首个任期在外交上已翻转历史

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有人认为他主张美国优先而有孤立主义的态度，加上强行透过关税和贸易手段，让美国转向保护主义，以致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但是，特朗普在短短四年内，其实在外交上有历史性的重要翻转，甚至启动了美国自苏联解体以来最深刻的战略调整，其中就是改变美国两党和社会的对华态度。因此有人形容，1990年至2010年代本来被称为后冷战时期，现在这段期间只能视为两个冷战之间的缓和岁月。特朗普有如此强悍冲撞世界格局的力道，其实就是受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内政方向所牵动。

2016年特朗普上任初期，主要关心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式微，他的支持者也是受贸易不公平和全球化影响最深的群体。从贸易逆差开始，让当时的白宫意识到美中贸易的问题，以及美国制造业外移和技术流失的缘由，引发对中国压力的关注。在他任内，特朗普的外交团队从理念上和思维上，调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放弃以打击零碎的恐怖主义为重点的政策，转而处理大国之间的深层矛盾，视中国为最大战略对手，并成功营造两党共识，祭出限制中国从西方取得关键技术和战略物资的一连串政策。

特朗普在外交上有风格粗糙、管理暴冲、触怒盟友和政策不连贯的种种缺点，但他的政府却为美国甚至西方社会重新定义中国的“不公平崛起”，根本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也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国制造2025”遇到极大麻烦。如今特朗普重新上台，他维护美国利益和制造业的路线势必扩大延伸，在对华政策上就看不出会作任何调整。

会不会继续忽视东南亚？

事实上，特朗普搅动美中关系，并不能狭隘地以个人作风来理解，而是有美中利益关系从合作到磨擦生变的结构性因素使然，只是刚好遇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路线，须要强势地作出全面的调整和对应。

在他的第二任期，如果美中关系的不协调持续下去，为集中应付中国挑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将对乌克兰施压，以土地换取和平，来减少俄罗斯的战事压力，挪出资源全力面对中国在东亚的威胁。但是，这种以交易来作思考的现实主义外交，不是每一个美国盟友都可以接受的。

不过，在特朗普外交团队的全球战略里，东南亚并不是受重视的区域。事实上，比起前总统奥巴马有东南亚的渊源，特朗普基本上对本区域不太感兴趣。他在第一个任期内，没有正式官访过东南亚国家，只是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亚细安峰会和与金正恩的峰会，才到访过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这种轻忽的外交姿态，对东南亚领袖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交互动的文化而言，感受并不是很好。特朗普政府如果依旧采取忽视东南亚的态度，或不愿投放资源，将会减少本区域与美国的实质关系，也间接让中国有更大的外交操作空间。

（作者是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