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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湖月:治理改革是振兴中国经济的关键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4-10-16 07:45
张湖月:治理改革是振兴中国经济的关键

大胆的刺激措施可能会为中国赢得时间,但无法带来持久的繁荣。为此,中国必须采用曾推动其崛起的分权治理方式。这意味着恢复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并鼓励自下而上的举措。

在经济放缓时期,情况往往会在好转之前变得更糟,中国政府在9月底推出自冠病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就证明这一点。

中国政府的宣布让许多人感到意外,但政策急转弯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2021年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打击、2022年冠病清零政策的终结,以及2014年以来,计划生育条例的变化,都是类似的急转弯。

在最近出版的《走钢丝:中国如何监管科技巨头和治理经济》(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一书中,我解读中国政策制定的三个决定性特征:等级制、波动性和脆弱性。由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决策架构,以自上而下(等级制)的指令方式制定政策,因此会催生各类突然而剧烈的政策转变;政策往往遵循周期性模式,经常在收紧和放宽之间剧烈波动(波动性);同时,即使出发点是好的,政策也常常会产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显现的意外后果,而等官方意识到时,往往要付出高昂代价,方能扭转局面(脆弱性)。

中国对日益紧迫的通货紧缩威胁反应迟缓,就完全符合这一模式。尽管一年多来各种警示信号已经很明显,但出于一些合理的原因,中国政府一直不愿采取大胆措施来重启经济增长。最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摆脱经济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传统依赖,转向如高科技创新等更可持续的增长来源。

然而,中国仍在努力摆脱2008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积累的过度债务,这一趋势在几年前将中国推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临界门槛。此外,中国最高领导层担心消费驱动型增长,可能会让它成为一个福利国家,而这在他们看来是浪费和低效的,不符合他们对中国作为自力更生的工业和科技强国的长期愿景。

因此,中国政府没有听从采取大胆刺激措施的呼吁,只是采取一些温和措施来阻止经济下滑。不出所料,这些措施对解决通缩威胁收效甚微。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专注于维持财政纪律,同时继续投资于生产,即便这加速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并因此加剧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紧张局势。

现在,中国正面临着以通缩和停滞为特征的日本式“失去的十年”。经济学家警告,通缩持续的时间越长,扭转这一状况的成本就越高。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似乎终于听进去了:政府突然180度转向,全面动员货币和财政工具来拯救摇摇欲坠的经济。

这是正确的举措,因为目前中国需要的,正是大力刺激经济。但此举并非毫无风险。股市对刺激措施做出热烈反应,创下自2008年以来最好的单周表现。鉴于投资者预计政府将出台更多财政措施来支撑经济,投机行为也因此猖獗起来。

现在人们担心突然注入经济中的资金,可能会造成股市泡沫,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隐患。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实,中国政策制定者就将再次面临一个打地鼠似的危机管理局面——这边刚刚扑灭一场危机,那边另一场危机又冒头了。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中国必须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政策干预所带来的意外后果,比如建立实时、准确的反馈机制,以便在泡沫形成和危机爆发之前,进行中期修正。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破除基于自上而下指令的仓促、戏剧性政策转变习惯,回归过去那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基于分权式政策试验的渐进式改革。

这种实验是中国市场改革进程最初30年的标志,当时经济实现年复一年的两位数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通过赋予地方官方权力,利用本地知识和测试新想法,中央政府实现层出不穷的政策创新。但近年来,它却越来越依赖不利于经济的自上而下全面决策。

大胆的刺激措施可能会为中国赢得时间,但无法带来持久的繁荣。为此,中国必须采用曾推动其崛起的分权治理方式。这意味着恢复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并鼓励自下而上的举措,让地方官方可以测试适合当地情况的解决方案。问题在于,北京是否愿意放弃任何控制权,以确保对经济的长期掌控。

作者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法学教授

英文原题:Governance Reform Is Key to Reviving China’s Economy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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