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湖月：治理改革是振兴中国经济的关键

大胆的刺激措施可能会为中国赢得时间，但无法带来持久的繁荣。为此，中国必须采用曾推动其崛起的分权治理方式。这意味着恢复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并鼓励自下而上的举措。

在经济放缓时期，情况往往会在好转之前变得更糟，中国政府在9月底推出自冠病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就证明这一点。

中国政府的宣布让许多人感到意外，但政策急转弯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2021年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打击、2022年冠病清零政策的终结，以及2014年以来，计划生育条例的变化，都是类似的急转弯。

在最近出版的《走钢丝：中国如何监管科技巨头和治理经济》（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一书中，我解读中国政策制定的三个决定性特征：等级制、波动性和脆弱性。由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决策架构，以自上而下（等级制）的指令方式制定政策，因此会催生各类突然而剧烈的政策转变；政策往往遵循周期性模式，经常在收紧和放宽之间剧烈波动（波动性）；同时，即使出发点是好的，政策也常常会产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显现的意外后果，而等官方意识到时，往往要付出高昂代价，方能扭转局面（脆弱性）。

中国对日益紧迫的通货紧缩威胁反应迟缓，就完全符合这一模式。尽管一年多来各种警示信号已经很明显，但出于一些合理的原因，中国政府一直不愿采取大胆措施来重启经济增长。最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摆脱经济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传统依赖，转向如高科技创新等更可持续的增长来源。

然而，中国仍在努力摆脱2008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积累的过度债务，这一趋势在几年前将中国推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临界门槛。此外，中国最高领导层担心消费驱动型增长，可能会让它成为一个福利国家，而这在他们看来是浪费和低效的，不符合他们对中国作为自力更生的工业和科技强国的长期愿景。

因此，中国政府没有听从采取大胆刺激措施的呼吁，只是采取一些温和措施来阻止经济下滑。不出所料，这些措施对解决通缩威胁收效甚微。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专注于维持财政纪律，同时继续投资于生产，即便这加速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并因此加剧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紧张局势。

现在，中国正面临着以通缩和停滞为特征的日本式“失去的十年”。经济学家警告，通缩持续的时间越长，扭转这一状况的成本就越高。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似乎终于听进去了：政府突然180度转向，全面动员货币和财政工具来拯救摇摇欲坠的经济。

这是正确的举措，因为目前中国需要的，正是大力刺激经济。但此举并非毫无风险。股市对刺激措施做出热烈反应，创下自2008年以来最好的单周表现。鉴于投资者预计政府将出台更多财政措施来支撑经济，投机行为也因此猖獗起来。

现在人们担心突然注入经济中的资金，可能会造成股市泡沫，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隐患。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实，中国政策制定者就将再次面临一个打地鼠似的危机管理局面——这边刚刚扑灭一场危机，那边另一场危机又冒头了。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中国必须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政策干预所带来的意外后果，比如建立实时、准确的反馈机制，以便在泡沫形成和危机爆发之前，进行中期修正。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破除基于自上而下指令的仓促、戏剧性政策转变习惯，回归过去那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基于分权式政策试验的渐进式改革。

这种实验是中国市场改革进程最初30年的标志，当时经济实现年复一年的两位数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通过赋予地方官方权力，利用本地知识和测试新想法，中央政府实现层出不穷的政策创新。但近年来，它却越来越依赖不利于经济的自上而下全面决策。

大胆的刺激措施可能会为中国赢得时间，但无法带来持久的繁荣。为此，中国必须采用曾推动其崛起的分权治理方式。这意味着恢复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并鼓励自下而上的举措，让地方官方可以测试适合当地情况的解决方案。问题在于，北京是否愿意放弃任何控制权，以确保对经济的长期掌控。

作者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法学教授

英文原题：Governance Reform Is Key to Reviving China’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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