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英国族群骚乱给我们的启示

绍斯波特（Southport）三名女孩被杀事件，引发了英国10多年来最严重的族群骚乱，极大地动摇了社会基础。经调查，事件起源于社媒误传，随后在社交群组中迅速传播。具有社交影响力的网络公众人士迅速推动大范围的抗议与聚会，整个事件因此如烈火燎原般迅速升级。外来移民、回教堂等都成为暴民攻击对象。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逮捕数百名骚乱参与者，但进一步撕裂的社群，则需要长时间与更有效的举措方能弥合。

这次骚乱的起因固然是网络误传，但因移民问题而不断堆积的不满情绪却由来已久。欧洲移民问题远比其他地域，包括即将举行大选的美国更为严重。早在1968年，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鲍威尔就发表过著名（或说臭名昭著）的“血河”演说（Rivers of Blood speech），大力抨击当时英国的移民政策，并预言“展望前景，我有预感：如同罗马人一般，我似乎看到了‘台伯河冒起了血的泡沫’”。鲍威尔预言，无节制的移民将彻底改变英国社会，但他在当时因犯众怒而被开除出党。

但直到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引发的难民潮，才真正让移民问题全面恶化。每年数百万的移民早已让欧洲各国政府与民众不堪重负，更不用提对于社会与文化的全面冲击。可以说，现在的欧洲确实有点像鲍威尔所比拟的那样，是在一波波日耳曼大规模移民冲击下，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

欧美不少民众对于移民政策的反弹，如果要符合政治正确的话，大可以将之简单地归结为“极右翼”的煽动。虽然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对于难民施以援手乃人之常情。但欧洲各国移民引发的问题，值得同样作为移民社会的新加坡警醒。

英国的难民接收，首先缺乏必要的甄别与后续的融入。很多人会发现，不少国家所接受的难民，成年男性比率畸型偏高，这直接与“难民”应该是老弱妇孺的普遍认知相违。各国法律与现代社会的共识，是应该优先保护妇女儿童。但在席卷欧洲的难民潮中，男性青壮年难民却凭借身体、资源，尤其是来源国社会中对于女性的天然歧视，而更容易享受“充当难民”的资格。

这些青壮年“难民”，更大的问题是由于思想大多已然定型，不会像儿童那样可以接受系统的现代民主教育，更不会像总体处于劣势地位的妇女那样，会对既有社会体系与思想加以反思。青壮年“难民”作为传统男权宗教社会的受益者，对于融入欧洲主流民主、自由社会的意志极低。其中很多人，甚至带有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强烈敌意与仇恨。这种文化背景与欧洲本土社会的巨大差异，就使他们在融入民主社会和接受欧美的现代社会价值观方面面临挑战。

由于青壮年难民融入困难，所接受的世俗与宗教教育的巨大差异，又极大地降低他们在欧洲就业的意愿与能力，失业率与犯罪率的上升也就难以避免。这种移民融入的难度，甚至远远超过很多“政治正确者”的预估。这次杀害三名孩童的嫌犯固然不是难民本身，但其父母确实是来自卢旺达的难民。可见即使在英国出生并生活了17年的犯罪嫌疑人，融入主体社会的难度依然存在。

难民不愿意并且也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又进一步加大移民接受国公共服务的压力，对所在国的福利系统造成巨大负担。据2015年8月的媒体报道，当时英国的难民收容所已然饱和，只能征用酒店，并提供每个难民每周35英镑（约60新元）零用钱。据两个月后的报道，政府文件显示，英国每接收一名叙利亚难民，须要每年支付最多2万3420英镑。据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的消息，2023年英国用于在国内收容难民的开支为43亿英镑。这对于经济相当不景气的英国民众而言，已是不可承受之重。

新加坡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多次族群骚乱，这次事件再次提醒我们，除了要时时关注社媒的动向之外，无论是接受移民或必要时接受难民本身不是症结所在，重要的是，接受国要有选择权（妇女儿童优先、有益于本地社群等），移民也要有可融入性及强烈的融入意愿，经济上更应具有可持续性，否则无序的移民不但会打破既有的社会平衡，激化社会矛盾，还将动摇一国之本。目前英国与欧洲的决策层，显然没有在这些方面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