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健勇：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爆发吗？（上） ——从两次大战教训谈起
美国战略家约瑟夫·奈曾这样总结两战教训：民主国家在一战前应适当绥靖德国，二战前则必须坚决遏制德国。或许如此！问题是，如果没有对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进行相应改造，绥靖抑或遏制，真能够消除战争，还是仅仅推迟战争？
自2008年以来，中美冲突不断加剧。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正式终结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世界的“单极时刻”；世界再次回归昔日的大国竞争时代。2022年2月，中俄公开宣示要携手挑战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随之发生的乌克兰战争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阵营化，极大加深人们对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忧虑。
美国一些战略家依据权力转移理论，推断经济已“见顶”的中国——如同一战前陷于协约国战略包围而致国力相对衰落的德国——有发动战争的强烈倾向，主张美国先发制人。大陆政府二十大之后，最高领导人及军方也多次提出要“准备打仗”。新的世界大战似乎正在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世界大战即大国争霸战，是有关大国围绕均势的破坏和重建所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就战争的终极目标而言，一战的本质是英德争霸，二战的本质则是美德争霸。两次大战的共同点在于，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的冲突，导致欧洲均势无法维系，作为头号强国的英国为维持均势，不惜与德国迎头相撞，导致欧洲战争世界化。
资本主义是个世界体系，与作为政治概念的国际体系不同的是，世界体系是个经济概念，指的是经济发达的宗主国与不发达的殖民地和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垂直分工关系。对于后起资本主义强国来说，虽然第一波全球化（1870年至1914年）为其产品提供输出通道，但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则必须依靠国家强权夺取殖民地，建立海外帝国。
“帝国构建”有经济政治双重含义
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在列强争霸的帝国主义时代（1890年至1945年），帝国存在的理由不仅仅体现为便利宗主国剥削，还有国际体系带来的国家生存压力。这就使“帝国构建”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含义：经济含义是为宗主国提供原料和市场，政治含义则是确保宗主国在战略上自给自足（strategic autarky），也就是保障宗主国一旦在战时被敌国切断贸易联系，仍拥有充裕的食品来源以及工业和军备生产所需的绝大部分原料。
在帝国主义时代，自给自足的重要性使帝国成为绝不容他国染指的宗主国“私产”，意味着宗主国及殖民地随时可能转变为封闭的贸易集团。作为“帝国构建”的后来者，没有海上优势的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已无法像英国那样攫取到资源丰富，且能够将各处海军基地连成一片的广大殖民地；它在非洲和太平洋占有的少量殖民地，无论在经济价值还是战略意义上，都无法与英帝国相提并论。殖民帝国本身的非开放性，令德国无法在原料获取上利益均沾；鉴于工业时代战时经济对原料的巨大需求，除煤炭外资源严重匮乏的德国，在战略上的唯一选择，就是在欧洲内部扩张势力范围，以构筑国家生存及争夺欧洲霸权的资源基础。
然而，这一选择给德国造成极大的道义和战略困境。其他欧洲列强通过殖民征服建立海外帝国，短期内不会影响欧洲均势，但德国在欧洲内部扩张，则会立即造成欧洲均势的崩坏，引起其他列强包括盟国奥匈帝国的强烈反应。英国的反应最为强烈，因为一旦德国实现其战争目标——无论是《施里芬计划》（1905年），还是《九月方案》（1914年）中呈现之图景，都不啻于重建拿破仑帝国。这是一向奉行离岸平衡政策的英国所不能容忍的，有历史学家指出，即使德国没有破坏比利时中立，英国也必将参战。
参与二战葬送英国国运
但正是英国拒绝接受“德皇的欧盟”，致使英国国运发生根本性逆转。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认为，英国决定参战，令这场原本局限于欧洲的速决战，演变成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假若英国置身事外，不但海外帝国可确保无虞——这是维持英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根基，其后也不再可能发生苏俄革命、纳粹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不会给美国势力进入欧洲——终结英国金融霸权——提供可乘之机。
在被称为“二十年危机”的两战期间（1919年至1939年），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冲突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因世界经济大萧条进一步扩大。德国在一战后被剥夺全部海外殖民地；在大萧条期间（1929年至1933年），各国纷纷推行以邻为壑的极端经济民族主义方针，战胜国帝国体系更得到强化。如英国于1932年实施“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s），把海外帝国与世界市场隔断，阻止其他国家向其倾销产品和获取原料。这就刺激其他大国，特别是没有或缺少殖民地的德国和日本的帝国扩张欲望。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1925年）一书里，明确提出要为日耳曼民族夺取乌拉尔山以西的庞大生存空间。背后逻辑就是要获取能确保德国自给自足的全部物资所需，作为称霸欧洲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基础。希特勒上台之初，德国在如何处理与英美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上——究竟是合作还是对抗——有过摇摆，内部也不乏秉持一定国际主义倾向的技术官僚，如经济部长沙赫特。但是，罗斯福政府于1933年4月做出的美元贬值决定，击碎德国重归国际体系的残存热情。同年12月，德国宣布退出《德美友好、通商和领事关系条约》（1923年12月缔结），转而加强与资源富足的东南欧和拉美的经济联系。
德国疯狂扩军备战令罗斯福忧心忡忡。1936年12月，他在竞选连任后不久，即向几大国提议召开第二次欧洲和平会议，讨论裁军、贸易和殖民地重新划分问题，试图通过适度满足德国对原料的需求，减缓其军备扩张的步伐。此提议不可能得到其他大国呼应，希特勒坚持自给自足和重整军备的立场，在负责“四年计划”（1936年8月提出）的经济沙皇赫尔曼·戈林和国防军的支持下，也就更加强硬。最终，包括美国和苏联的几大国均不约而同扩充军备，以应付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
希特勒从未真正视英国为敌，而是希望与之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在丘吉尔上台前，英德媾和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如果媾和成功，德国极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征服整个欧洲；随着德国统治下欧洲新秩序的建立，世界将进入先后拥核的“纳粹的欧洲”与美国隔海对峙的漫长冷战。但是，英国选择抵抗到底，这固然牺牲了英国国运，但最终迎来欧洲的解放。
美国战略家约瑟夫·奈曾这样总结两战教训：民主国家在一战前应适当绥靖德国，二战前则必须坚决遏制德国。或许如此！问题是，如果没有对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进行相应改造，绥靖抑或遏制，真能够消除战争，还是仅仅推迟战争？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