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丽珊：红头巾的唤醒和沉寂

外人再怎么“扭曲”人物的形象，红头巾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依然坚定不移；而我们就是没有这样的信心，也渐渐失去这样的自信，才会连带强烈感受牛车水被消费了一把，连牛车水的历史人物也难逃这样的命运。

最近牛车水又火了，正确来说是牛车水的一幅壁画火了。沉寂在国人记忆深处的红头巾，因一个西方画家的恣意发挥而被唤醒。事件也正如她们头上的红巾般，醒目地在历史本位主义和自由创意的两级化阵营之间拉扯和发酵，比壁画本身更精彩。

壁画在297号桥南路的受保留店屋外，画中的红头巾年轻貌美，皮肤白皙。根据美国画家肖恩·邓斯顿（Sean Dunston）的意思，他要展示的是在休憩状态下吸烟的红头巾。壁画引起热烈讨论，针对它的去留最后有了定案，市区重建局允许屋主保留壁画，无须更改，仅罚屋主2000元销案。

本周一约朋友到牛车水吃饭，无意中发现壁画就在眼前。那一刻视觉冲击还是蛮大的，不是反感，而是一种历史错位的荒谬和无奈。壁画本身是无辜的，我不懂画，即使不懂，我也真的不能说它难看或有损市容。其实它的色调也协调，甚至很大气，画中的女郎气定神闲。我无法从中联想到一些极端评论中提及的妓女和风尘女郎的说法，因为画中女郎只是红头巾的借尸还魂而已，貌似不足挂齿，其实大有文章。

核心的问题就出在红头巾的历史角色和形象，虽然沉淀在一些国人记忆的一角，但它依然有迹可循；一个外国人的任意发挥和诠释，如果不是出现在公共空间，绝不会那么快就踩到舆论的地雷。

画家在挑战国人能够接受的尺度之余，也挑战艺术空间和历史人物被异化的尺度和底线。我丝毫不惊讶在国民历史教育越来越苍白的情况下，年轻一代国人第一次看到的红头巾就是这副模样。如果他们因媒体舆论而引起对历史人物或对牛车水的兴趣，继续深挖相关历史，这样的画作引起话题性也算功德无量。

然而要正视的是我们是不是因为对历史的惯性淡漠和边缘化对待，无意中让渡了我们自己的话语和诠释主权？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和历史知识储备，国人对建国历史中应该被重视的人物、机构和事件了然于心，或至少有一定认知，我们根本无须因一个外国画家的艺术创作和再诠释而忧心。

外人再怎么“扭曲”人物的形象，红头巾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依然坚定不移；而我们就是没有这样的信心，也渐渐失去这样的自信，才会连带强烈感受牛车水被消费了一把，连牛车水的历史人物也难逃这样的命运。

就好像牛车水有越来越多非原居民开设餐馆和商店进驻，原来的面貌早已改变。这本来是激烈商业竞争环境下的常态，适者生存，俨然是理性的商业和族群换血。当然我们可以不计代价，只求牛车水依然热闹，资本继续进驻，人潮不绝，牛车水依然具有吸引力，旅游资本依然丰裕，轻易达到目标。

只是从流失本土特色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允许这样的趋势持续发展，还是鼓励更多本土商家站稳脚步，呈现更多面和丰富的牛车水？终究我们得自问：我们要的是一个怎样的牛车水？或者延伸来说，我们要根植国人心中的红头巾是怎样的形象？

不管是影视作品、艺术创作，我们是做了，但是还远远不够，当然痛恨外人来踩一脚，来画一笔。事实上，红头巾抽烟是当年劳动女性的真实写照。红头巾被国民历史记上一笔已经谢天谢地，还有多少微小的人物，早已掩埋在历史的暗流和冷感中，鲜少提及。

我外祖母年轻时当过“黑头巾”，俗称“廊西”。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们是一群清洗靠岸船舱的广东籍妇女，一般上了船就待上几天才能回家。外祖父因工受伤失去工作能力，外祖母当黑头巾养大六个孩子。母亲说她从小目送外祖母出门工作，总是哭着盼望满身油渍污垢的母亲平安回家。我记得外祖母爱抽卷烟，头上梳着长长但稀疏卷起成发髻的辫子。我们都乐于为她卷烟再装满整个烟盒，听她在四邑话和广东话之间无缝切换。作为劳动女性，她老来依然行动利索，语言极为丰富多彩。

话说回来，美式红头巾事件还折射另一种可能性。由于是次罚款极低，未来有艺术家再敢挑战底线，罔顾历史，代价还是很低的，借此名气还可能一飞冲天。这才是最大的荒谬之处。

对于“历史本位主义者”如年过八旬的收藏家陈来华，只能力挽狂澜以“还红头巾的本色和尊严”，靠个人力量向会馆商谈举办红头巾展览，以200多件真实反映历史的文献，向红头巾忠诚致敬。

（作者是文字工作者／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