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刚：中国从“经济挂帅”走向“科技挂帅”

中国社会在70多年里，大致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时期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挂帅”时期。前一时期由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导，后一时期则由支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开启。在习近平时代，改革开放的路线仍在继续，但国家战略重心逐步从纯粹追逐经济增长，转移到科技力量发展上。大陆政府业已召开的二十大以及正在筹备的三中全会和第十五个五年规划，都把科技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正在走向“科技挂帅”的新时代。

大陆政府在2022年二十大后不久，即开始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近期，理工科背景的大陆政府政治局常委丁薛祥，首次以中央科技委主任身份露面，凸显中央科技委的重要性和专业性。丁薛祥有长期在科研机构工作的经历，是二十大上诸多具有理工科背景获得晋升的领导人之一。在政治局委员中，还有像李干杰、陈吉宁、马兴瑞、袁家军、尹力等技术专业背景很强的技术官员担任要职，其中核工程师背景的李干杰担任中组部部长，负责官员的选拔与晋升，拥有科技研发和管理规划能力的干部，将会得到组织部门优先考虑。

中央科技委成立后，中国明显加强在科技研发、战略规划上的推动力量。此后，习近平在哈尔滨考察时首次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呼吁通过科技创新来催生新的生产力。今年“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成为高频词，海内外高度关注中国外贸出现的结构性变化，被称为“新三样”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板，去年全年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约1854亿新元）；3D打印、生物制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也不断涌现。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很可能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确定为未来经济和工业战略重点。

从当前形势来看，保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仍然重要，但国内生产总值（GDP）至上的官员考核标准，已经让位于科技自主创新、国家安全、风险管理、社会治理等更为全面的综合指标，其中科技发展被提到新高度。

大陆政府强调科技挂帅与当前紧张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美中竞争之势愈加明显，台海、南中国海等地缘问题有不断升温趋势，俄乌战争等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期，美欧针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再次提高中国电动汽车等的关税。中国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基本结束了改革开放时期对国外先进科技的依赖。

可以说，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加征关税以及科技制裁，是中国从经济挂帅向科技挂帅转变的重要国际背景。和前几年提出的双循环战略类似，新质生产力也强调依靠国内力量和自主创新、自主研发，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给自足。

科技挂帅的目的在于实现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其他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现代化经验仍值得借鉴。自立自强并非排斥国际合作与交流，国与国之间的科技合作始终是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中国与美国及其一些盟国之间科技交流出现困难的形势下，中国与其他很多国家的科技往来与合作仍在继续。即便是中美之间，双方在新能源、生物制药等领域依然保有合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也需尽可能吸收海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来催生新的生产力。

虽然经历从政治挂帅、经济挂帅、再到科技挂帅，但注重科技发展其实是大陆政府建政后一脉相承的传统。早在1950年代，解放军元帅聂荣臻等就提出利用科技发展战略武器的思想。同时，中国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去大量留学生学习科学和工程技术，回国后成为技术骨干和专家，有些后来还从政并成为国家领导人。

在邓时代，中国开始大量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并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邓小平本人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中国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在改革开放时期稳步增长。

到习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深水区，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科技发展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无论从政治架构、国家投入还是人才培养上，都在不断向高科技研发和创新倾斜，期望通过举国体制实现技术突破，打破制裁。

然而，中国大力发展科技的态势只会强化美中竞争和美国在科技上的封锁和制裁。无论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如何，美国政府都不会放松对中国的技术限制。但这种封锁则会进一步激发中国发展自主科技力量的决心。因此，中国的科技挂帅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副所长、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