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娜：从“断根”到“植根” ——重新面对母语课题

现在新加坡人面对的，其实已经不是语言文化上的“断根”或者“植根”问题，因为两者都已经处在一种完成状态。这时候思考母语的命运，应该从保持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的角度，去谈如何避免母语衰落，才更有意义。

新加坡人会逐步丧失多语优势吗？新加坡是一个号称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各种族的孩子都要学习母语课程，但是各族的母语程度却一代不如一代。虽然各界人士不断提出很多提高母语水平的方法，母语衰落似乎还是成了一种趋势，这不免令人叹息。但是，这种趋势并非不能理解，也并非毫无转圜余地。所以，我想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样一种趋势。

二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兴起，曾经让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在追寻身份认同上经历了很多挑战。他们从祖辈是“中国人”的认知，过渡到成为他们实际居住地的国民，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历史学家王赓武在自传《心安即是家》一书中，透露了自己寻求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

这本书从他1949年成为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的学生讲起，一开始就引入语言和身份的问题。当时的他想要主修英国文学，还选读了经济和历史学两个学科。在那个反殖民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大家都知道英国人最终会离开，英国人离开后，马来亚地区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王赓武和当时的大学生非常关心马来亚的命运，他们从语言和文学的角度切入，一方面寻求自我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可能也希望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对未来人们建立新的国家认同有所帮助。

他引述当时一位英国讲师的话说，马来亚是一个多元社会，主要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后裔组成，不妨把各自祖先的语文放在次要地位，支持我们学校使用的语文。但是在求学过程中，他也开始怀疑用英语来表达不同于英国传统的一切，是否可行，尤其是在他去菲律宾参加了一次青年作家讲习班之后，越来越觉得使用一种外国语言来表达一个新的民族认同，是缘木求鱼。

此后，他开始思考马来亚文学的可行性和独特性，之后也一直没有放弃思考语言、身份、政治认同有关的一切。他的思考令他最终放弃了英国文学这条专业路线，转向历史研究，后来还积极学习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在南洋大学成立后，他作为曾经的审查课程委员会主席，提交过一份后来引起争议的报告，但1965年4月提交的当时，新加坡还没有独立建国。基于南洋大学继续以华文进行教学的基本认知，他在报告中提出，不仅华语流利，英语流利，甚至三语流利，将会是这些学生的优势。马来亚是什么？马来西亚又是什么？新加坡又是什么？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是那个时代人们要面对的问题，而多语言共存也是这一地区的特征。

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化问题

1949年以后，王赓武就一直在寻求一个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人的身份认同，直到后来马来西亚的成立。学习英语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说，对于千百万海外华人的未来来说，是个核心问题，因为他们想要成为第二故乡的国民。可见，用什么语言，从那个时代起，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一个语言和文化问题，而是和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捆绑在一起的。

著名导演陈哲艺在2019年接受采访时曾提到：“现在的新加坡无论是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几乎呈现一个断根的状态，这对于我而言很悲哀。”其实，这种“断根”的状态不是近年才开始的趋势，至少从1949年以后，就是像王赓武那一代一样，很多华人所经历的一种状态。所谓“断根”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既认同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实际上又逐渐疏离，有时候，不如说是变动不居中的一种似断非断。

新加坡独立后，新的政府继续用英语来凝聚各个不同族裔，现在看来，新一代新加坡人心目中的真正母语，似乎变成了英语，但其实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有一次翻阅图书馆馆藏，偶然间看到《联合早报》过去的一些报道，其中1983年4月1日的报纸，提到两个和教育有关的问题，一个是英文第一语文考不到优等的O水准的“一群离校生”，在升入大学先修班时遇到困难，希望教育部能对这些学生的升学条件通融一些。同年4月2日的报纸，则有一条以“家长不送孩子进华校，藉口华文难学毫无根据”为题的一篇报道，文中驳斥了民众对华校的偏见。同时还提到，当时的华文第一语文和英文第二语文的全国平均及格率，分别为79%和44%。可见当时，新加坡人的英语水平还不是很好，但人们都想把孩子送进英校。

经历这么多年之后，新加坡人终于成功地把英语变成各族共同使用的语言。所谓母语带来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之间的张力，那种关于对国家忠诚与否的怀疑，也被谨慎地隐藏起来。人们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很小心地避免将政治问题与语言挂钩。我觉得，这正是一个新的“植根”的过程，植根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新加坡人通过主要使用的语言之转换，完成了建国后新的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过程。

现在新加坡人面对的，其实已经不是语言文化上的“断根”或者“植根”问题，因为这两者都已经处在一种完成状态。每个新加坡人，不论哪个种族，现在基本上都有很清晰的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都首先是新加坡人。那么这时候来思考母语的命运，应该要站在一个新的维度，超越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政治认同，去看待这个问题，才能趟出一条新路来。从保持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的角度，去谈如何避免母语衰落，才更有意义。就像人类拯救濒危物种的努力一样，须要全国各种族共同努力。只有当人们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多语言是新加坡不可或缺的国家特征时，拯救母语变成各族共同责任，新一代才有内心动力去传承母语。

作者是前媒体人、童书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