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冬涛：国民党能否成为两岸和解与中美和解桥梁？

对抗会让弱自由主义的中国更不自由，也会让美国和台湾的自由受到损害。国民党如果能帮助三方都降低危机感，相应地降低民族主义式的对抗，重拾安全感的中国，应该会逐渐增加国内的自由，让大陆和香港都对台湾产生更大吸引力。到那时，才更有条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两岸冲突和中美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是中国大陆的弱自由主义式的国家模式，与美国和台湾强自由主义模式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都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形式，所以从表面上看，变成中国民族主义和美国民族主义以及台湾民族主义的冲突。现在的国民党作为一个同时拥抱自由主义、台湾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的独特政党，能够以自由主义与美国联结，以台湾民族主义与台湾联结，以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大陆联结，所以有可能成为两岸和解与中美和解的桥梁。

弱自由主义模式与强自由主义模式的冲突

自由主义以保障和扩大个人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公共领域和在个人生活方式等私人领域的自由为根本目的，为此而发展出一整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对妨碍个人自由的因素进行限制，尤其是限制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预。在西方眼里，中国现在走的是非自由主义，或者称为威权主义的道路，将来如果称霸全球，必然会在全球以威权主义代替自由主义，所以必须遏制中国的威权主义式崛起。

但是从各个领域中个人自由实现的程度来看，中国并不是毫无个人自由的非自由主义国家，而是在某些领域中自由多一些（例如经济领域），在另一些领域中自由少一些（例如政治领域）、各领域的自由发展不均衡的弱自由主义模式。和中国相比，西方属于各个领域中的个人自由都很多的强自由主义模式。弱自由主义的中国，确实需要在各个领域逐渐增加自由的成份，但强自由主义的西方，也需要反思在全球过度追求自由带来的各种消极后果。中国和西方都不必把对方看作是和自己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异类。

台湾因其强自由主义模式而和西方有亲和性，和西方一起把中国大陆看作是非自由主义的威权模式，也因为害怕自由受损而拒绝统一。作为一国两制样板的香港，在实施“国安法”和“二十三条立法”后，出现某些自由暂时受限的情况，更是坚定了台湾对一国两制的反对。

本来就是弱自由主义模式的中国大陆，为何在自由主义光谱上变得更弱？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因内部和外部挑战加剧，而导致危机感更强烈。

危机感驱使政府利用民族主义限制自由

大约10年前，北京认为，中国内部的腐败已经泛滥到要亡党亡国的程度，发起了反腐运动持续至今，从大老虎到小苍蝇落马无数，充分反映北京在内部治理上的危机感。之后又有美国逐渐加码遏制中国，加剧了北京在外部关系上的危机感。在内外挑战上升的背景下，北京把香港抗议上升到危害国家安全的高度，也是其危机感进一步加剧的表现。危机感上升导致北京减少大陆和香港的自由程度，而且通过民族主义论述，把这些危机感传递给民众，以求在自由下降的情况下，仍能团结社会，一起应对这些挑战。

危机感驱使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来牺牲某些自由，以求更有效地应对挑战，这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政府都曾做过的事情。在极端情况下，例如战争时期，各国都会对本国公民的自由进行限制。区别可能在于弱自由主义的中国在限制本来就不多的自由时，受到的国内反抗更少，所以能更有效实施对自由的限制。而强自由主义的西方在利用危机感和民族主义限制自由时，因其强自由主义传统，往往会受到社会的质疑和反抗，所以实施得不会那么顺利。

美国在冷战初期，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导致麦卡锡主义出现、在九一一事件后对恐怖分子的恐惧，导致快速通过《爱国者法案》、特朗普政府因对全球化的恐惧而采取孤立主义政策，拜登政府则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在经贸科技等领域推动“去风险化”，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美国人和企业的自由，受到社会争议和反抗，但也都能付诸实施。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更是把特朗普的政策看作是在利用民族主义来破坏自由主义。

台湾的蔡英文政府面对来自大陆的威胁，也产生危机感，以限制某些自由的“国安五法”和其他措施来应对，并培养和发动台湾民族主义，来支持这些政策和措施，结果在台湾也引起不少争议和反抗。

国民党试图成为两岸和解及中美和解桥梁

危机感驱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一方面加剧国家之间的对抗，另一方面也损害本国人的自由，中美台之间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须要能够理解中美台三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模式的、而且三方都能接受和信任的政治力量居中调解，来推动和解。历史和现实把国民党推到了这个位置。

经过台湾民主化和台湾民族主义改造后的国民党，具有自由主义和台湾民族主义的特质，同时也还未完全放弃中国民族主义的传统。虽然仍是在野党，但作为立法院第一大党，而且地方执政席位远超民进党，说明国民党通过自由主义和台湾民族主义，与台湾社会有比较强的联结。

国民党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从二战时期就开始了。即使是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时期，美国也一直把国民党看作西方自由阵营中的一员。国民党的很多政治和经济精英，都在美国受过硕博士教育，经过民主化改造的国民党和美国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上更加契合。甚至刚刚访陆并实现习马二会的马英九，以前也屡次主张大陆民主化是统一的前提条件，这应该也符合美国从未明说的期望。所以，国民党和美国之间，通过共同的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能够联结。

依靠共同的中国民族主义，国民党也正在和大陆进行联结。习马二会之后，会有更多国民党重要人物访陆，包括副主席夏立言。他在马英九此次访陆时，去美国参加“美日台三边二轨兵推”，看起来是对大陆并不友好的一个信号，但大陆仍然欢迎他访陆，说明大陆也接受国民党与美国之间的联结。

当中国大陆和美台受各自的危机感驱使，处在高度对抗时，国民党的角色会非常微妙。它的沟通桥梁角色，既可能帮助三方缓解危机感和对抗，也可能在三方都不讨好。不仅是民进党，台湾社会也可能将其与大陆的联结视为“卖台”；美国可能怀疑它在自己遏制中国战略中的价值不如民进党大；而中国大陆则可能把它看作只想捞取好处，并不真心想统一的两面派。

但无论经过多长时间，台湾和美国最后都须要和中国大陆和解。对抗会让弱自由主义的中国更不自由，也会让美国和台湾的自由受到损害。国民党如果能帮助三方都降低危机感，相应地降低民族主义式的对抗，重拾安全感的中国，应该会逐渐增加国内的自由，甚至会增加香港的自由，让大陆和香港都对台湾产生更大吸引力。到那时，才更有条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