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中国外交的曙光
中国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在西方的负面形象，以及在此基础上编织出来的话语体系。民主对独裁，正义对邪恶，拜登的这手牌打得相当成功，在政策协调上得到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响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地缘经济环境，但驱动力却不是利益冲突。
自从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来，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在对西方主要国家和贸易伙伴关系方面，经历了异常艰难的数年，脱钩断链有了实质进展，资本倒流出境逆转了40余年的大潮，经济上种种险情叠加，一时间似乎四面楚歌，前景黯淡。但在这逆境下面的一股暗流上却漂着一抹曙光：在主导国际关系大格局的中美关系上，处于攻势的美国对国际社会的总体影响是非建设性的，处于守势的中国却是建设性的；长期趋势是彼消此长。
美国的非建设性
目前美国在国际秩序中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它一手建立起来的，70余年来它花了大气力来维护和修补这个架构，并在冷战中击败前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的国家都加入自由主义秩序，而且创造了冷战后全球化的辉煌。然而，美国现在觉得这个秩序不再合乎它的利益。国内民粹主义兴起使它转为内向，特朗普政府打出“美国第一”的旗号大规模退群；拜登政府基本上放弃了自由贸易的理念。
美国不再为理想信念而战，甚至不是为国家利益而战：由于长期高高在上，它对国家利益的定义极为宽泛，在政策层面上往往不得要领，把美国卷入许多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务中去，如越战，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等，消耗了美国的实力，忽略了国内积累的大量问题。“中国威胁论”的含义也模糊多变。
从特朗普开始，美国的极限针对常常表现得失态。许多寻常的经贸关系突然被政治化，互利双赢变为零和，合作共存成了你死我活——至少在情感上是如此。不许阿斯麦公司（ASML）对它卖到中国的产品做售后服务，不许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受雇于中国高科技企业，不许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高校的STEM科系（编者按：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调查迫害华裔美国教授，逼迫盟友拆除华为设备，怀疑港口的中国产起重机传送情报，参众两院的反华非常情绪化等等。这种无底线的行为使得它所有的文明主张显得苍白无力，这对美国主导的秩序起了破坏作用。美国正从伟大沦为平庸国家，魅力、号召力、领导力都在下降。
中国的建设性
美国沦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中国反而成了维护者。中国力主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美国则是取消派。中国领导人公开声明中国是现秩序的受益者，因而也是维护者，并无意挑战美国的地位。中国也主张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但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霸权，而是使之更加包容、互惠和有代表性，否则它就不会有“不干涉内政”的名声。
中国的一带一路，在非洲投资基础设施，虽然受到各种指责，实际效果却是为所在国的发展，提供了急需的启动资金和基础设施，以及国际贸易互联互通的方便。这些风险高，回报低且周期长的项目，是发达国家长期不愿意涉足的领域。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近些年来积极参与调解国际冲突和矛盾，如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复交，在俄乌战争中也没有像人们预想的一面倒向俄罗斯，而是采取了“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的政策，可谓神来之笔。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中国是一个起稳定作用的大国，这在目前的乱世中非常难得。
对于一个崛起大国，建立起公正客观的国际形象是最大的国家利益，比任何其他利益都长久、全面和影响深远，常常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有收获。
角色互换？
在实力对比上，美国在多数方面都占优势，有些方面，比如友邦盟国和科技创新，甚至占压倒优势。但美国处在吃老本的状况，正在挥霍弹药，在破坏现秩序的同时也拿不出替代，大大增加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感，招致盟友的反感和离心离德。这种因担心自己衰落而产生的焦虑，使它把国力都用在负面作用上，不仅使中美双边关系的性质变了，也使它与同盟国的关系复杂化。
同冷战大获全胜时的西方比，新自由主义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精英失职。自由主义话语霸权正在衰落，“历史的终结”成了笑柄。发展中国家都在另寻路径，“中国模式”有相当的吸引力——至少中国在解决许多相同的难题上就有效得多。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很早就说过，西方国家最终不得不学习中国的一些做法，使天平调转，在他们“更像我们”时，我们也“更像他们”。
除了“战狼外交”略显急躁外，中国的逆境外交迄今显得从容、大气、有理有节有章法，“负责任的大国”的自我身份意识鲜明。中国的三个全球倡议，特朗普的“美国第一”，以及总统国安顾问沙利文批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关于产业政策的讲话，似乎预示着一个戏剧性的角色转换：中国开始扮演普世主义而美国则拥抱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美国仍然在倡导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并且还召开两次民主峰会。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下，这倒更像是对盟国友邦的道德绑架，挟持它们联合反中。
只要中国不慌不乱，短期看似极端困难的状况，有望在中长期不断解套，使对外关系渐入左右逢源的佳境。
扭转国际形象是关键
同10年前相比，中国政治并没有大的变化，但两个时间点上的中美关系却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针对、脱钩、围堵、居高临下的训斥等，主要出于焦虑、戾气和傲慢——当然也有对未来防患于未然，但把中国定义为“生存威胁”却需要相当的想象力。欧盟亦步亦趋，所发表的战略展望文件也将中国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展示了“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和“大局意识”。两例反映的都是认知态度而不是利益关系的变化。
中国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在西方的负面形象，以及在此基础上编织出来的话语体系。民主对独裁，正义对邪恶，拜登的这手牌打得相当成功，在政策协调上得到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响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地缘经济环境，但驱动力却不是利益冲突。
比如，英国脱欧后立刻着手推动“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以抵消脱欧所带来经济贸易上的损失；然而中美贸易战一打响，英国立刻站队美国，再不提“黄金时代”。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一贯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在2015年中国是它们的最大贸易伙伴。同英国一样，它们都立刻回归盎格鲁—萨克森的身份和立场，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甘当反中急先锋，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搞脱钩断链，在许多方面比美国还激进。
中国的负面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彻底同苏联模式撇清关系。改革开放40余年后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大陆政府却仍用旧瓶装新酒。2013年之后意识形态正统回归，使冷战中的“红色帝国”头衔很容易被安在它的身上，把它代入冷战的推导公式和话语体系中去了。大陆政府只能亡羊补牢地说，这是美国“对中国的严重误判”。
人们不应该忘记，恍如隔世却是在不久前：一股股“中国旋风”席卷全球，到处都在探讨“中国模式”，追捧“北京共识”，学中文蔚然成风，孔子学院遍地开花，中美、中欧航班挤满了政客、学者、游客和来中国淘金的投资商、找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推销经理等。
中国确实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就：40年间的经济奇迹，良好的社会秩序，人民安居乐业，几乎看不到无家可归的现象，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健康、住房、环境、养老、健身、体育等民生事业不断进步，而且消灭了绝对贫困；人均寿命、住房面积和自有率都跻身甚至高于某些发达国家，私家车销售全球第一；政府支持度高，决策、执行力和应急动员能力强，能够在各方面全面长期规划；它决心要办的事情几乎都可以办成。这些即使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全方位的长足进步，是改变国际形象的基础。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并不认同西方对大陆政府政权的指责，这种指责反而加强了他们对大陆政府的认同。民生问题在发达国家正上升为主要政治议题，中国这方面的成就有可能使它再次受到追捧。就像它从大红大紫一夜间变成“生存威胁”一样，中国从“坏人”变成“好人”有可能也是一夜之间的事。但这须要中国认真总结出同前苏联的区别，进行更彻底的改革，并通过实干来不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水平。
除了上面提到的西方模式的衰落外，对中国的有利条件还包括全球南方的崛起和世界的多极化。中国应该更多关注人类共同的问题和挑战：环境、人工智能（AI）、安全、分配、就业、创新、创业、医疗保健、老龄化等；更多讲世界语；更多地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和衡量自己的制度、政策、法律、文化和价值观的发展，比如更注重法治、人权和人的尊严，因为这是世界大多数人（包括中国的年轻一代）看问题的角度。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前的体制往往忽视这一点。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