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彼得：那些为正义发声者，和“关我屁事？”

如果刻意制造一个无尘的环境，规定大家都别碰敏感议题，且别说这种“勿视勿听勿言”难以做到，真实现了，结果很可能是集体免疫力的变差，当别人启动认知作战模式，不同阵营的影响铺天盖地而来时，多数人怕是无法辨识和抵御，然后很容易就被带偏。

先说一则好笑的视频新闻。

几个年轻人，新年期间龙兴大发，自制了一条道具龙，在大街上舞了起来，还有财神爷沿途给大小朋友拜年。自娱又娱人，过程相当逗趣，怎料到了终场，画面出现了三几位警察大哥，龙不让舞了，估计是被问话调查，发现没申请公共娱乐执照吧。

但同一天，另一则“逛大街”的新闻就严肃多了。说的是较早时，有约70人撑着印有西瓜图案的雨伞，在乌节路一起朝着总统府方向步行。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国旗是违禁品，不能展示，西瓜切片的红、绿、黑、白四色，和巴勒斯坦国旗全对上了，因此是这个民族抗争和团结的象征。报道说，警方正在调查这群人是否构成非法集会罪，特别提到行动宣扬的是他国的政治主张，可能引发矛盾和公共秩序混乱。

被调查的还有一场线上私人活动，因为过程中有人喊出“从河流到海洋”，引发其他人齐声呼应。“从河流到海洋”是摧毁以色列国和犹太人，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同样的，警方说这么做可能会冲击种族情绪，并且可能违法。

紧接着没几天，获悉国大、南大、新大都有学生自发举办宣讲会，讨论这几个月发生在加沙的事情，探究恩怨的来龙去脉，分享如何应对假信息等等。坦白说，年轻人有这类冷门兴趣甚至小躁动，我是大体认可的。但估计有关部门，难免又要一番操心，搞不好还得找人问话、写报告什么的。

批判杀戮者不能等同于反犹

其实近年来，我们的政治表达空间已宽松许多。只是涉及种族、宗教议题时，发条还是会上紧一些。因为虽然整个社会的根基，已不像过去那么脆弱，但断层线还在，尤其对于经历过建国初期动荡的国人而言。

至于年轻的一代，受西方左翼进步思潮的影响，多数在回应种族、宗教议题时，也更为自觉，不会无端歧视、冒犯或发表仇恨言论，对于任何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言行，更知道是犯忌。

我相信，学生是懂得拿捏的，只不过，像反战、反杀戮、人道主义、人生而自由、天赋人权等等，也是他们追求的价值，甚至更为坚定和普世。或者说，当有人越过界限，犯了战争罪行，例如连医院和难民营都攻击，甚至施行种族灭绝时，为弱势和被迫害的群体发声，不是最起码应该做的吗？哪怕得到的，只是空谷回音，并且很多时候，也改变不了远方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一切。

反犹主义很要不得，这没错。但对当下以色列极右政权的政治批判——包括它对巴勒斯坦人的长期压迫、对“两国方案”的嗤之以鼻，以及当下在加沙的无差别军事行动，不能直接、简单地等同于反犹主义。意即当你反对内坦亚胡和他的利库德集团时，不代表你是在仇恨犹太人。这点通过反复论述，已开始让一些人明白。包括犹太人内部的开明派，自己都反对用“反犹主义”来作挡箭牌，以此占据道德高地，为所欲为，让责难以色列的人感到羞愧。

我的意思是，在大学校园里，甚至在街上，一些人之所以内心澎湃，按捺不住，针对的主要是他们无法认同的政治作为（暂且不管是自己的政治，还是别人家的政治），以及一些涉事大国的虚伪和不公正立场，而无关乎敏感的种族和宗教，当然也就无关乎所谓的反犹主义。

就如同头脑清醒者，一方面对人肉炸弹暴行深恶痛绝，但也会告诉自己，不要一竹竿打翻全船人，以致陷入到千人一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当中……

对于中文读者，只要拿“作为国家的中国、以及它的政权、政党、人民、文化……”来参照，就能理解了。这些不同概念，都能轻易区分。老一辈人，甚至还多了一层原乡和宗族血缘情怀。例如你可以不赞同北京的一些政策，但不一定会认为这个政权一无是处；不喜欢大陆政府，不一定就不喜欢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当然还有你曾经的乡土；甚至在“文化中国”的范畴里，你可以批判当中的一些劣根性，但不等于你会一切大而化之，全盘加以否定。

反之，区分不了，那是低能或认知的缺失，当然也有刻意搅浑的。刚过去的周末，《早报星期天》的一篇台北特稿中写到一些政客逢中必反或者逢中必“恐”，连TikTok、科目三舞蹈都主张封禁，就是一例。又如美国参议员看到新加坡高管周受资是华人脸孔，就质疑他是否中国籍，甚至是大陆政府党员，这已不是傻傻分不清楚，而是在“表演”了。

青年行动主义者仍是稀有品种

看回我们的年轻学子，身在象牙塔里，却心系加沙，关注别人的苦难，我觉得挺好的。他们都是“青年行动主义”（youth activism）的践行者，或者即将投入，很想参与到社会和观念的变革中。行动主义风潮如今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但在我们这里，应该还是稀有品种，更多人信奉的仍然是“分数主义”，成天不是把头埋在课本里，就是在赶往补习班的路上。

我也理解一些家长，出于保护心理，不希望孩子过早地对政治产生好奇，尤其担心他们误入歧途。其实，学生的关注，折射的是一种单纯的求知、求真欲望，也可说是成长的表现。这样的心智，总比整天沉迷于打游戏，或者因为抢不到天后泰勒丝的演唱会门票而怨天尤人，要强上好几倍吧？

认为年轻人接触和尝试理解政治不是坏事，和我自己的青葱岁月经历，多少有点关系。也许回味一下，能说明一些问题。

我年少时，有幸听前辈讲述政治运动，还特别早熟地翻读过人家留给我的成捆已过时的《七十年代》杂志。后来也曾在团体里，被人教唱过红歌，上过一些马克思主义，以及哲学和唯物论的课，虽然似懂非懂，吸收的仅是皮毛，但在几乎没有人补习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已无疑是课外的知识大进补了。

但我也没有因此被洗脑（有的话，那个时空，也已没有了可以让无产阶级奋斗的土壤）。其实，效果正好相反，因为伤痕文学，还有红高棉的事迹和像《杀戮战场》（The Killing Fields）这类的电影，很早就让我对红色政权产生排斥。我记得1989年，五月间的某一天，国大文学院通往餐厅的长廊上，有学生摆了桌子，要求联署支持民运，我当时签下了一个特大号的名字。然后没多久，有四个年轻人穿上印有“痛心疾首”四个大字的Ｔ恤逛乌节路，结果被警察阻止，照片还上了《联合早报》。我不认为这是年少轻狂，而是为良知和某种政治信念所驱使。我很肯定，30多年过去了，这几个人对于当时的坐立起“行”，只有宽慰，而不会有丝毫的后悔。

我也一直没有忘记，九七年香港回归大典的隔天，下着毛毛雨，我身在港岛的游行队伍里的情景。我内心是要香港明天会更好的，但隐隐然觉得这可能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即将落幕，所以一个人去了香港，也参加了游行，结果半路竟和几个早报同事不期而遇。那场游行无关种族，也无关宗教，但我们都参与了“别人的政治”，以今天的官方说法，那是不应该的。真的不应该吗？同样的，我感觉没有辜负了自己，至今还会很自豪地跟香港朋友说：“我生平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政治游行，是献给你们的！”

政治是人生必修课　有过激情才不辜负年少

因为政治启蒙早，历史系讲师布置“文革”作业时，我比同学都游刃有余，考东亚史也特别轻松。但真正的好处不是这些，而是往后，对历史事件的种种是非曲折，总能理解得更透彻一些，遇到谎言和包装，也更不容易被忽悠。在某种情境下，还能雾里看到花，比如看张艺谋的《归来》，以及《一秒钟》等作品，对那些不能进入镜头的苦涩、说不出只能隐喻的人性扭曲，尤其是各种由于“技术原因”而必须轻轻放下的，甚至割舍的对权力的批判，每每都更能心领神会。

说一千，道一万，重点还是：不要害怕年轻人过早直面政治、探寻历史真相。它们是人生必修课，接触、学习，不等于洗脑，最后也可能是更不容易被洗脑。但如果刻意制造一个无尘的环境，规定大家都别碰敏感议题，且别说这种“勿视勿听勿言”难以做到，真实现了，结果很可能是集体免疫力的变差，当别人启动认知作战模式，不同阵营的影响铺天盖地而来时，多数人怕是无法辨识和抵御，然后很容易就被带偏。

关心政治的人，多少都带有正义感。这也是一种亟需认可的品质。它的反面，则是冷漠与自私。

正义感和求知、求真的冲动，总是互相滋养的。年轻人对事物有了一定了解，正义感油然而生，于是，又会想要知道更多一些。当然，随之而来的也包括会想做点什么，起码会想要表达，尤其为绝望者发声。当代青年行动主义的诉求形形色色，从环保、动物维权，到LGBTIQA+……，当中我认为最没有争议的，是反对压迫。很多时候，争取总达不到成果，手段也不一定合理，但贵在正义感，贵在真切，也贵在无愧于心和不辜负年少。试问，比起分数至上、娱乐至死，还有明哲保身，你会想要自己的下一代，更多选向哪一边呢？

所以，当他们去参与战争或者压迫议题的宣讲会，去互相学习，在网上发声，甚至在街上走了一段，不要太惊恐，也无须过于苛责。

在无锡的东林书院，有一副很出名的明末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今时，也流行着一个搞笑的窜改版本。上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出声！”下联接“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

如果我们的莘莘学子，全是这副德性，不知大家还笑得出吗？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