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逸山：四股力量左右印尼大选

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原则上尚未尘埃落定，因为官方计票结果还要至少数周才有结论。但由一些民调机构主导的快速计票方法，已报称第三度参选的普拉博沃，应该以大比数领先优势赢得总统宝座。在过去几届大选里，快速计票与官方结果所差无几。

印尼是个族群、宗教、文化、语言等各方面都极多元的国度。这次总统大选，至少是四股政治社会力量的角力。

印尼建国初期，国父苏卡诺仿效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虽然绝大多数人口为穆斯林，但坚决不肯把国家社会宗教化或神权化，而是颁布建国五大原则，把重点放在建立一个包含所有族群、文化、宗教等的世俗化国族主义上，希望民众得以不分彼此地和睦共处。但在当时，印尼有两股不容忽视的政治社会力量。其中一股为宗教保守派，要在印尼以至整个东南亚建立泛伊斯兰国，主要盛行于人口最密集的爪哇。另一股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力量，以印尼共产党为总代表。

苏卡诺一方面受到当时世界共产主义浪潮的熏陶，另一方面也施展他拉一派打一派的政治手腕，所以一手大力打击宗教保守力量，另一手却扶持印共公开加入他的政府。印共当时是除了中国政府之外，拥有最多党员的共产党。所以苏卡诺当家时，是印尼国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力量共存共荣，宗教保守力量陷入低潮的年代。

到了上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在战略位置显要、天然资源丰富的印尼，通过各自的代理人悄悄开展起来，先是暗地里互别苗头，后来就明枪真刀地开打。印尼的独立是通过武装革命达致的，军方在整个政治社会架构里具有重要地位。美国等西方国家看准这点，大力拉拢军头为盟友，为他们提供许多训练、深造的机会等，试图架空与共产主义阵营走得越来越近的苏卡诺。苏卡诺统治后期的一系列越来越狂妄自大的做法，如赫然发动针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武装对抗，也令军头疲于应对。哪怕是他言辞犀利、领袖魅力非凡，军方对他越来越靠嘴皮子“离地”治国的行径没有信心。印尼当时陷入军方与印共强势对立，苏卡诺束手无策的困境。

印尼1965年那场改变命运的政变，真相有好几个版本，官方的说法是由印共发动，杀害了多名军头后企图夺权，建立共产主义国家。无论如何，幸存的军头苏哈多成功上台执政，并立时发动针对印共的清算，毫不手软地把几乎所有印共党员与同情者杀的杀、流放的流放，共产主义力量从此绝迹于印尼。因为不少印共党员是华人，所以这场清算也演变成印尼其中一次严重的排华事件。

作为受过现代军事训练（曾为伞兵与特种部队司令）的军头，苏哈多颇为世俗化，所以顺理成章地把苏卡诺的世俗化国族主义挪为己用，继续成为印尼的治国原则。但他主要是被军方拥簇上台，自然要照顾军方的利益。所以苏哈多执政30多年，期间纵容军方与一些财阀相互勾结，建立一个又一个享有大小经商垄断权的大财团，久而久之演变成一股既得利益的精英力量，因为财雄势大，政治社会实力不容忽视。

与此同时，许多中东阿拉伯国家因为石油的输出而发迹，越来越热衷于资助其他穆斯林为主国家的传教活动。印尼作为拥有最多穆斯林的国家，当然也是这些阿拉伯传教油钱的流向之地。在苏卡诺时代大搞社会主义而一穷二白的印尼，也急需外资来发展。这些阿拉伯外资，不如西方国家或日本般投资于印尼的工业建设，但建了大量宗教学校、清真寺等，也算是社会文化建设，可减轻政府不少开支。所以苏哈多一改苏卡诺对宗教化绝不姑息的政策，开始容忍甚至放纵宗教保守力量的成长，认为军方必要时仍能抑制他们。此举促成宗教保守力量春风吹又生，还茁壮成长。总括来说，苏哈多时代目睹了印尼国族主义力量的延续、既得利益精英力量的诞生，以及宗教保守力量再度抬头。

苏哈多下台后的印尼民主化进程，初期大致是这三股政治社会力量的此消彼长。佐科出任总统后，最为了不起的是凭借自身的亲和力与魅力，几乎赤手空拳打造出当代印尼一股新的，可泛称为民众福祉的政治社会力量。这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浓厚意识形态斗争的要求，而是着重改善民众福祉，从普及高等教育以至加快网速皆为如此。佐科的执政手腕很有一套，即便到第二任尾声，还是享有八成民意肯定。

在这场总统大选里，作为苏哈多前女婿的普拉博沃所代表的，主要是既得利益精英，他的两名对手则分别代表宗教保守力量与国族主义力量。普拉博沃最精明的一击，是成功拉拢到佐科的儿子吉布兰为竞选搭档，结合两股力量，一鼓作气赢得总统宝座。然而，印尼各股政治社会力量的较量，还会继续发酵下去。

作者是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