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豪：抑郁与自杀舆论须避免适得其反

看了戴秋蓉女士和徐海娜女士对于抑郁症和预防自杀的文章后感触良多，受益匪浅。

抑郁症和自杀向来在社会属于禁忌，所以缺乏讨论，有时会导致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越加严重。我们关注身边人的精神健康，同理心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有精神病还是有自杀倾向的患者，需要的并非怜悯，而是一颗愿意了解他们的心，让他们不觉得孤独。有时在好心的驱使下，我们未必了解透彻就下结论，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因此，我想借此机会讨论一些关于抑郁症和自杀的观点。

第一，抑郁症虽然和自杀有关，但自杀确切来说是一个多因素造成的现象，反映的是心理煎熬（Psychological Distress）而不一定是精神病的严重度。在美国，自杀、酗酒和吸毒就被归类为绝望症和绝望之死（Diseases of Despair & Deaths of Despair）。它们的共同点在于社会和经济的不明朗前景，导致一部分人群对生活感到悲观和绝望，因而导致自杀和酗酒等行为。

因此，自杀可能在本质上和精神病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在精神医学的诊断中，精神病虽被视为造成自杀的普遍原因之一，但确诊为精神病患，并不意味能预测到以后的自杀行为。美国精神疾病联盟数据显示，只有46%自杀死亡的人士有精神病史，因此自杀必须有其他原因配合才会发生。反之，有自杀经历被普遍认为是高风险的因子，用来预测自杀行为较为准确。相较于抑郁症，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有躁郁症或边缘型人格障碍并死于自杀的人士居多。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病患，自杀未遂的达到70%，更有10%最后自杀身亡。不恰当地把抑郁症和自杀连在一起，很容易把社会因素忽略掉，并把责任归罪于个人心理素质。

第二，虽然社会确实压力很大，但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压力并不悬殊。以自杀行为为例，女性自残或自杀想法、未遂的人数虽然比男性多，但男性自杀死亡的案例是女性的三至四倍。这表示，男性压力上的表现可能更为致命。

剑桥大学研究显示，女性自残行为是一种宣泄心理煎熬的常用方法，但男性自残行为是在表达自杀意愿。

从主观角度来看，男性或许对压力引发的反应比较极端化。因此，女性虽然生活压力可能比男性大，但她们自我调适和传达“求助”信号的能力，却较男性优越。女性也更可能和家庭与朋友形成一种“支援网络”，以抵御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据《美国医学会伦理学杂志》报道，男性抑郁症被诊断不足的案例比女性还严重。这是因为男性不善于表达自己，也害怕社会把抑郁症视为“没有男子气概”的弱点，所以主动去问诊的不多。这里必须补充的是，并不一定是大多数的抑郁症患者都不会去问诊，而是问诊的可能是和抑郁症有相关但不明显的问题。例如，老年人最可能以生理疾病去家庭医生问诊，而男性最容易关注的是失眠和精力不足问题，不一定意识到情绪的波动。另外，此报道也明确指出，女性并不是抑郁症的风险因子，所以如何准确判断和处理抑郁症，比性别的差别更重要。

最后，我们必须跳出精神病就是自杀的框框。在新加坡还没有废除自杀罪的时候，一些精神病患者就坦言，曾经历过有自杀倾向就被强制住院治疗的困境。殊不知，很多患者其实是在出院后一个月的高峰期内出现自杀危机。

为什么住院诊疗后还会想自杀呢？原因或许和精神病有没有缓解无关，而是医疗化的处理，剥夺了病患的自主和自理能力，让他们出院后无所适从。显然，医疗体系并不是同时处理精神病和自杀的最佳答案，社会人士的包容和积极实践重返社会的工作，才是根治精神病和自杀的关键。

当我们试图过度将精神病和自杀联系起来时，无论是基于善意或刻意，我们也在无形中增加社会偏见和错误信息。自杀是一种行为，不是一种精神病或抑郁症的代名词。我们能做的是不要凸显某一个群体的特性，给予他们疗伤和静养的空间。

作者是医生兼临床心理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