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展：国家需要能做正确决定的领导人

法国总统马克龙前阵子大概过得不太顺，他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提升到64岁，结果掀起了排山倒海的抗议声浪。虽说仅仅调高两年也只不过是延后了财政崩溃的时间点，并未真正解决养老金捉襟见肘的根本问题，然而也就是这对国家财政负担看似理性的改革法案，导致法国各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相比几年前的黄背心事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众所周知，法国的社会福利是出了名的优渥，工会组织也极为强悍，不时以罢工或更激烈的手段来为劳工争取好处。早在二战结束时期，在战时主要协调全国抵抗侵略者的“全国抵抗委员会”就已引进退休金制度，保障工人及其家人在无法继续工作时，仍能由国家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持，满足晚年的物质生活。这也是法国人无论支持什么党派都引以为傲的制度，毕竟比起欧洲其他国家，法国的退休金机制可谓十分令人羡慕。

但支付庞大的退休金是有成本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属于劳动人口的战后婴儿潮人数比率最高，在1960年代，平均六七名工作人口负担赡养一名退休人口。然而，随着医疗进步，寿命大幅延长，少子化与家庭观念的改变，到1990年代，这个比例慢慢变成平均两三名工作人口就要养一名退休人士。2000年以降，各国面临高龄化社会已不是新闻，在欧洲，又以发达程度最高的西欧诸国最为严重，任何对人口趋势稍有研究的人都不难看出，长此以往，过不了几年，搞不好平均每一个正在工作的人，可能得养超过一名退休公民，国家的税收与支出倘若无法平衡，财政崩溃是必然的下场。

那该怎么办？民主宪政的领导层通常是知识分子与精英阶级，他们绝对比平民百姓更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既要避免退休金破产危机，又不能走向共产主义，在尚未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之前，也只能不断“拖延问题”——延后退休年限，试图让更多人去分担退休人口，让届龄退休的人可以不要一次来这么多，某种程度上减缓支付养老金的压力。但谁都看得出来，这只是拖延之术，若把国家财政比喻成重症病人，这么做就像是不断注射强心针续命，而非真的找到并切除病灶。

其实，不光是法国，各国都陆陆续续面临类似困局，也都想方设法延后申领退休金的年限，就连俄罗斯都在2018年由总理梅德韦杰夫，趁着世界杯赛开踢时，突然宣布退休制度改革，计划在2028年以前把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这自然也在俄罗斯引发相当大的反弹，普京的支持度从往常的八九成骤跌到六成多，让他罕见地随即做出让步。但俄罗斯再怎么寒酸，也还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庞大收入，可用作退休金补贴，法国与欧洲大多数经济强国在逐渐失去国际优势之际，到底该何去何从？开源看似困难重重，也就只能从节流先做起。

退休金自然是好东西，当代民主政治都奉行不同程度的福利国家政策，把照顾国民视作政府重要的责任之一。让大众过有尊严的晚年生活，法国在这方面就做得不错，不少媒体甚至还将法国政府的退休金制度，评价为可以促进“跨世代团结”，为社会带来稳定和发展，故即便法国国力早已大不如前，财政赤字也一年比一年严重，但历任政府领袖都不敢轻易做出调整，更遑论改革。毕竟，谁要是动了广大劳工的利益，谁就可能被批评为破坏世代团结的千古罪人，任何一个须要讨好选民的政府，都知道这么做的下场会是什么。

可马克龙偏偏想塑造其历史地位，即便国内民众强烈反对，577名国会议员大多数亦不支持，即使明知不可为却硬要为之，他还是透过宪法赋予的特殊权力，绕过国会直接交由九名委员组成的宪法委员会，于4月14日（周五）通过法案。他本人也随即在不到24小时，周六凌晨签署法案，将退休年龄的延长正式定为法律。这是他在第一任期就想推动的事，而终究让他以极为惊险的方式做到。这个有待后人评价的退休改革法案，虽赌上他个人和党的政治生命，却也“暂时”挽救了岌岌可危的退休金预算。

放诸四海，这样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或许要在很多年后，大众才能看清这么做对国家长治久安有多重要，而继任的法国总统也势必能有更充裕的时间，去解决人口、税收与财政上所面临的棘手状况。但此时此刻，马克龙却要面临国会对他的不信任投票，愈演愈烈的全国抗争与暴动，以及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这些恐怕要留给后人盖棺论定。

无论如何，法兰西历史的光荣大概也不会再回来，法国也或许终将慢慢褪去社会主义的美好，取而代之的，是在变动且愈加极化的世界里，如何满足财政纪律，又能维持基本的生存尊严。大众须有心理准备，政府给你的福利，有可能迫于无奈必须收回。

作者是联合国资讯科技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