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祥：台湾#MeToo风潮提升女权地位
六年来袭卷世界的#MeToo运动近日在台湾风起云涌。飓风始于民进党中央党部，很快席卷社会各领域，迄今未歇，许多平日形象端庄的名人都被波及。
受创最深的是民进党。民进党一向倡导进步价值，高举性别平等理念，但掀开地毯后，发现其内部以及对外人的性骚扰情事严重，而且申诉案件处理漫不经心，为了保护党的形象，都以息事宁人态度处理，对于受害者遭受的伤害毫不在意，对加害者的恶行放任不管。
民进党性骚扰事件连环爆，主席赖清德一再致歉，宣称处理这类事不必以“大局”为重，并将偕同全体党公职人员接受性平教育课程。领导人也提出三大改革方向，包括加强性平教育、检讨申诉机制及性平法规修订，要求立法院下会期列为优先法案。然而，民众在意的不是党内性骚扰案件多，而是处理轻忽，与其标榜的“推动性平的先驱”格格不入，显示民进党对防制性骚扰说一丈、做一尺，如今遭到大反噬。
无论公私机关，基于形象考量，以及惧于加害者权势，对性骚扰申述案件多轻忽怠慢以对。民进党也不例外，党内的性骚扰案件备受压抑，受害当事人申诉之后，全遭上级或主管漠视及阻挠，而使受害者必须隐忍，受长期煎熬。这次引起大爆发的首起案件，是妇女部党工遭外包导演性骚扰事件，受害者提出申诉后九个月未获处理，只能离职后在脸书爆料揭露真相。其他个案，更不乏党干部以权力、言词羞辱或是经济胁迫的手段处置，令人对其“进步”程度感到傻眼。
综合这些申诉案例的处理方式，通病是不尊重受害女性的主观不舒适感受，而且多威胁她们不可闹大，否则党及其个人的名誉都会受损。另外有主管“吃案”，让性骚扰事件消失在申诉程序中。甚至最高官方的总统府面对总统府资政被举发性骚扰，竟然宣称“没有调查权”，护短与怠惰无以复加。台北市政府依法要介入处理，民进党党部却拒绝送交资料给市府主管机关，致使调查迄今无法展开。民进党虽产生了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性元首，但执政七年后，最能体现“进步”价值的性别平权也乏善可陈，令人浩叹。
公私机关多未尽雇主义务
性骚扰情事遍存于台湾社会各角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其中最应正视并予以遏制的是职场性骚扰。无论是公权力机关还是民间事业单位，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常有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加害人之所以敢对被害人毛手毛脚或是做语言骚扰，通常是因为加害人居于优势位置，利用其指挥监督权带来的支配服从关系，使得被害人为求自保不敢抗拒，身心受折磨与煎熬也不敢申诉，受到创伤也无从获得弥补。
对于性骚扰案件的申诉，雇主必须承担处置的首要责任，但绝大多数公私机关并未善尽工作平等法所课予雇主之义务，极少采取有效的纠正及补救措施，让性骚扰被害人于事发当下或之后，得到即时的保护与补偿。这是法律赋予机构的责任，不能逃避，不可怠慢，但连执政的民进党都悖逆而行，遑论一般事业体。
由于一般公私机关的执事者，性别敏感度普遍不足，因此多认为性骚扰是小事，或是认定受害者也有责任，怀疑其服饰不当或行为不检，甚至如民进党妇女部主任责怪受害者“碰到事情怎么不跳车？”如此这般归咎被害人，更鼓励了性骚扰情事的发生。
另一方面，多数机关对于建立友善职场环境的价值观念不足，将机构利益置于员工权益之上，习惯于以“大局”为重，或者优先保护加害者名誉而不予追究，总把提出申诉者视为麻烦制造者，选择牺牲受害者权益，要求其委屈求全。
性别歧视的表现
职场的性骚扰不分男女和资历，多半是一种性别歧视的表现，也不限于身体受到侵犯而已，言语及非言语的性骚扰在职场也不少见，包括：恶意暗示、黄色笑话、性别歧视言语、用有色的眼光评论外表、做出猥亵的姿势和动作，以及其他带有性别暗示的不雅举动与言语。另有一种性骚扰，称为“对价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交换条件的意思，像是以性爱交换升迁或加薪。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恶行。
要避免职场性骚扰，除了有赖雇主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最重要的是必须自重与庄重，而且对任何形式的性骚扰，都要严正以对，千万不要因为饭碗或是职位考虑予以姑息，选择默默承受，而要勇敢抗拒与处置，才能减少遭受不正不义的对待风险。
性骚扰案件之所以层出不穷，首先在于举证困难，因为性骚扰通常发生在私密空间、猝不及防，因此难以举证。其次，要让工作环境变得更好也很困难，受害者如果鼓起勇气揭发，通常就要进入一个尴尬而艰危的过程，可能受羞辱，可能遭人怀疑别有用心，甚至陷入污蔑官司。最普遍的遭遇是被机构冷处理，不是吃案就是息事宁人。
由于担忧受到二次伤害，许多受害者选择隐忍，却因求诉无门而使身心受创无以平复。因此，只有曾遭性骚扰或性侵的受害者挺身而出，让加害者遭受惩处，才能构成社会压力，对潜在的加害者有所警惕，也对防制与处置方式产生催生作用。近年国际间兴起的#MeToo运动，造成许多国家政治界的重大改变，也对减少性骚扰架起一道长城。
“我们不要这样就算了”，最近轰动台湾的电视剧《人选之人—造浪者》的这句台词，不仅被用来鼓舞真实世界的“造浪者”们揭露丑事，也批判处事者对性骚扰的处置态度消极，或是在“大局为重”心态下，压制受害者的感受与遭遇。性骚扰受害者面对体制的姑息，往往处于难以言说的困境之中，因此机构处事者必须以清除性骚扰的大局为上，勇敢面对，积极处理申诉案件，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作者是中央通讯社前董事长
台湾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