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台湾与新加坡公共卫生差异

台湾是很多本地华人喜欢的旅游目的地。除了同样有华南文化背景之外，山川秀丽，民风淳朴，加上物价相对低廉，都是吸引本地人的地方。现在新加坡币值坚挺，连去日本旅游的人都要大呼什么都便宜，台湾就更便宜了。台湾除了风景秀美，环境整洁干净也是一大优点。

然而与在台湾住过很久的朋友聊天时，竟得知台湾以前也曾脏乱。据他回忆，似乎是在1990年代后才开始干净起来的。是什么让台湾变得干净了呢？尤其考虑到与新加坡相比，台湾可能是“另一种干净”。即新加坡的干净，更多是靠数量庞大的外来清洁工努力维持；而台湾的卫生则与日本类似，很大程度上由个人自觉维护完成。举例而言，我们每天睡前，直接将垃圾从家中或中央垃圾槽中往下一扔了事，到日本旅游时，我们则被那种复杂的垃圾分类所困扰。新加坡当然很干净，但如果没有清洁工无日不在地打扫，环境又会是什么样子？

台湾的现代化开发始自日据时代。当然，日本侵占台湾时的暴行是另一个问题。据学界统计，1895年针对台湾义军，日军战死者为164人，但各类疫病致死者却达4642人，重病住院的人数更多。为了加强殖民统治，日本也将公共卫生观念与基本的大众医疗体系带到台湾，不但在1900年颁布了厚达500多页的《台湾卫生法规》，对于清洁水源与环境卫生等，也从政府层级开始重视。可以说，在很多方面，这都走在当时仍处在动荡之中的中国大陆的前面。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台湾的卫生管理是以警察等强力纠弹的方式加以解决，而这是受到德国的影响。总体而言，维护公共卫生的现代观念有两大流派，一是英、美等国强调地方、社区主义；二是德、法等采取政府强制管束。日本早年走的是后者，后来又走向社区主义；战后日本受美国影响大概是其中原因吧。

追根溯源，现在的公共卫生概念并非自古皆有，而是近现代化的产物。现代文明的直接策源地——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卫生状况其实极其糟糕。但随着现代公共卫生运动的先驱埃德温·查德威克爵士等的研究与大力呼吁后，英国于184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大力推行下水道并清理垃圾，卫生清洁的环境极大程度减少了疫病的流行。此后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跟进，再加上微生物与医学研究的进步，先进国家都开始将个人卫生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之中。

因此很多欧洲人在20世纪初叶来到亚洲，对于仍处在前现代时期的远东社会，最大的印象就是环境肮脏。尤其是在上海这类华洋杂处的环境之中，租界与华界在卫生上的巨大反差，更加深外界对华人不爱卫生的刻板印象，也成为种族主义歧视与民族主义爆发的温床。然而，反差之后的真正原因，还是现代化步伐上的差异。

回过头来，通过翻检资料可以发现，那位朋友的直观印象是非常准确的。月前我到台北乡间查阅档案时，即使人烟罕至的溪涧也洁净异常，但40年前并不是如此。当时台湾因为无序排放工业废水，加上畜牧业的污水直接排放，使得不少河流污染相当严重。一直到2003年达到河川严重污染的峰值，此后台湾环境方才逐年好转。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台湾经济持续成长后，政府更有财力与物力推动环保之外，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环保团体纷纷成立，知识分子大力引进国际环保主义的先进理念，经过长期宣传与推进，甚至抗争，基层民众卫生意识日益觉醒。到1990年代中期，台北等都会区在政策的引导下，遂出现了质的改变。这一个从知识界的投入参与到普罗民众觉醒的过程，正是新加坡社会所缺乏的。

记得疫情期间，本地牛车水的脏乱上了新闻。但那里的脏乱应该是常年现象，尤其在食阁区更是如此。这当然可能是由于外来游客太多并且疏于管理，但本地人没有养成特别好的卫生习惯，也同样难辞其咎。

比如我们去台湾或者日本时，垃圾桶没有新加坡这样到处都是。当地人往往习惯将垃圾带回家，这也是强有力的社会习惯使然。在日本，人们注重从小养成好的卫生习惯，从幼稚园开始就学会精细的垃圾分类与清扫课室甚至厕所等，再加上整个社会形成的良好氛围，故而有了良性的个人卫生意识。

在新加坡这个万事都靠外来客工处理，很多家庭还有女佣打扫的情况下，如何能养成真正自觉的公共卫生意识，恐怕是不小的挑战吧。

作者是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