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南：星云法师圆寂的社会象征意义

吴振南

台湾佛教界重要人物释星云2月5日圆寂。这不仅在台湾，也是华人世界大乘佛教的大事。

星云法师倡导“人间佛教”理念，所以他从不惧怕表达自身的政治态度，如曾多次公开说自己支持中国统一。这也让他在社群媒体上，常被对手戏称为“政治和尚”。

事实上，若撇开这类统独针锋相对、无法对话的主题，星云法师与他所属的佛光山所开展的林林总总社会服务，反更能体现宗教组织在台湾社会的政治意义。

相较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佛教组织，台湾的佛教组织在推动慈善及社会褔利工作上，服务做得更广泛、完善而有效率，实际上反映了台湾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意义。

大约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蒋介石政府时代，积极启动工业化进程，却瓦解了台湾传统农业社会以大家族为主的家庭结构。问题是，原本一些能由家族提供给亲人的保护，并没有在工业化过程中，变为政府施政优先服务的项目。

这使得脱离农村家族到都市讨生活的个人，一旦不幸遭遇变故，若所从事的行业福利太差，便很容易出现求助无门的状况。就当时的公共条件来说，在传媒上呼吁人们捐钱帮助有需要的人，比寻求政府帮助更有效。

另一方面，保险业的发展在当时仍未臻成熟，还在建立社会信任度的过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教团体的慈善活动，恰恰弥补了这个社会安全的破洞，进而蓬勃发展起来。其中作为台湾主流的佛教，就是最积极推动慈善事业的，包括今天在新马两地也很知名的慈济便是例子。

星云法师在他的全集曾写到，他开创佛光山时，应用了人间佛教理念推介“四大宗旨”，其中第三宗旨就是“以慈善福利社会”，所以佛光山设有慈悲基金会，用来办理儿少福利、老人福利、义诊、急难救助、贫困医疗、丧葬补助等等社会福利工作。

不过，宗教团体做慈善来弥补社会安全漏洞这种事，有利有弊。其利在于，相较于一般以特定道德价值（如帮助弱势）或社会理念（如环保）驱动的民间团体来说，宗教团体基于信徒对信仰价值之追求，往往在进行人力物力甚至财力的集结时，更为容易。换言之，宗教团体有能力帮到更多的人。其弊在于，宗教团体无论多有能力，能帮助到的人仍是有限的，无法普遍覆盖所有人。因此，民间的慈善介入，只能是一种对社会安全漏洞的补充，而不是政府社会褔利制度的替代方案。

从台湾健保制度的打造过程，最能看出这个问题。

在1995年实施健保前，即使当时保险业已经很发达，同时也有各类民间团体捐助的慈善医院，如王永庆盖的长庚医院、慈济医院、基督教医院等等，加上公共医疗、公（务员）保体系等林林总总的医疗资源，但在一般人民的生活痛苦指数中，“生病”“治病”绝对要排在前三名，正是因为当时台湾没有一个能覆盖所有人的公共医疗体系。

健保制度出现后，台湾的医疗痛苦指数便一路下滑，到2019年，民众对健保的满意度已达89.7%。这可说是台湾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中，最受民众支持的制度。

有了这个经验，政府也开始将更多民间慈善需求，转为政府的社会褔利制度，如急难救助、儿少福利、老人福利等等，都渐渐成了户政事务所的业务。

一个有趣现象就是，在健保出现后，台湾已很难看到再有另一个佛光山或慈济的出现。台湾的慈善事业发展，自此迈向国际化；也就是说，须要借由宗教团体推动慈善的台湾，内部大规模需求不复见了。所以，星云法师的离世，其实也标示着台湾社会褔利制度须大幅改革与完善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作者是马来西亚与台湾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