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出生率下降成趋势 应加快经济转型应对

来源：明报

明报社评

新春祝贺年轻人连生贵子今年有点尴尬，因为无论对新婚夫妇来说，还是对国家来讲，这都不可能“心想事成”。中国去年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对全球经济结构都会带来重大影响，自然成为国际大新闻。中央政府应该宣布，生育政策从严厉控制到放松，从此应该进入鼓励生育阶段，然而，即使有具体鼓励措施，相信也难以立竿见影，归根结柢是要加速经济转型，发展高科技及服务贸易输出，提高生产效率，做到“人少也好办事”。

疫情加剧人口负增长

出生率下降已成趋势

去年大陆出生婴儿956万，死亡1041万，总人口比前年减少85万人，上世纪60年代初大饥荒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如今国家已经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再次出现负增长则是“富贵病”。然而，疫情因素对人口增减有一定影响，过去十年平均每年死亡人数为984.6万人，去年达到1041万，显然有“超额死亡”（excess death）的现象，大疫当前，无心生育，一加一减，由此带来人口负增长，恐怕今年还会延续。

疫情显然不是人口负增长的单一因素，出生率自上世纪80年代中出生2500万人高峰开始持续下降，其中只有3年有小幅反弹，特别是2016年全面实施二孩政策，翌年出生率稍微回升，至今连续6年下降，去年更首次跌破1000万人。虽然死亡人数也在持续增加，但增幅温和，出生率减幅远大于死亡率增幅，已经成为趋势，按此规律，若果没有别的干扰措施，人口负增长将会维持。

西方媒体特别关注，中国年轻劳动人口下降会提高外国消费者的负担，美国及过度依赖进口中国商品的国家将会增加通胀压力，中国人口减少会导致消费力下降，威胁到国际品牌的销售额。

中国制定任何政策，都不会以外国通胀率或销售额作为首要考虑因素，但人口增减对大陆市场和经济结构起到关键作用，从婴儿奶粉销售到教育市场，房地产业以至整体的消费行业，都会因为人口缩减而萎缩，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劳动人口下降而退休人员增加，税率要提高，公积金资金也难以为继。

中央政府早已洞察人口结构和老龄化的问题，2011年起逐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21年放开三孩政策，陆续放宽计划生育政策，而今开始实施鼓励生育政策，深圳和一些城市已经开始给新生婴儿发放1万到3万元不等的奖励金，这些鼓励生育对策将收效甚微，因为区区一两万元，相对于在大城市高房价的负担，都是杯水车薪而不会构成生育的诱因。

学者与专家结合外国的经验，建议发放现金补贴外，还需要给产妇以至丈夫更多的休假激励，特别是妇女就业权益保障，以及实质性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其实，政府的行动并不缺位，《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今年元旦生效，其中规定雇主不得因怀孕、产假和哺乳，降低女职工的工资，或限制晋升等权利。但执行情况，则有待观察。

关键问题是，政府应该确立一个方针，不再就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修修补补，而是全面修改为鼓励政策，采取综合各方面的措施，尽一切办法鼓励生育。法国与日本的鼓励生育政策与措施，有不同程度的成效，如何按照国情参考执行，政府自会有所考虑。可是，解决人口结构失衡而衍生的问题，不能单从鼓励生育政策来考虑。

高科技服务贸易出口收益

能弥补劳动人口下降损失

人口政策在90年代前，先是以“人多好办事”作为方针，后来以增加人口做大国内市场来扩大内需，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这个政策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无论在产能与消费都一直高歌猛进。然而，世界工厂的代价是产业工人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并且牺牲环境污染。高速发展造成产能过剩，现在中国在钢铁、水泥、机械等产业，无论如何扩大内需，都无法消化这些价廉物美的产品。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拓展海外市场增加出口，但国际市场并非中国可以控制，加上美国的阻挠，即使另辟一带一路的蹊径，也难以消化中国庞大的产能。另一条路是经济转型，发展高科技产品，提高增加值，则可以做到“人少也能好办事”。

中国过去在海外承包基建项目，既可输出钢铁和机械等基建需要的产品，也可以输出劳工，但赚的还是“辛苦钱”，而今能够出口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高铁、甚至飞机，凭高科技赚钱，以后还可以卖专利技术，作为服务贸易出口，即使劳动力人口减少，也不减产值与收入。挪威人口只有542万，GDP全球排名16，人均产值第六，就是一例。美国商品贸易赤字连连，但每年服务贸易顺差2453亿美元，也可以成为中国的目标。

中国若能尽快转型，迅速提高高科技产值，弥补依靠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产值减少，即使劳动力人口下降，也可以有更高的GDP和人均产值，农民可以留在农村发展特色旅游，毋须到大城市捱高房价，未尝不是解决人口负增长的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