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钰棠：疫情防控引发中国计划与自发秩序之争

金钰棠

中国疫情防控面临严峻形势，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随着世界各国纷纷松绑防疫、走入后疫情时代，中国成为少有的坚持严格防疫的国家。承受了三年防疫之后，社会各界出现许多不同的声音。乌鲁木齐火灾和卡塔尔世界杯球迷不戴口罩狂欢的场景，让中国人开始深刻反思自身的防疫政策。这无疑跟2020年初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防疫成就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么问题何在？

许多专家学者从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但这显得略有不足。

防疫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行为，而是政府和国家行为，其中牵涉到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决策机构的价值判断和形势判断，因此从政治学角度去理解尤其重要。那么从政治学角度看，中国疫情防控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认为核心问题之一是长期困扰中国政治、在改革开放之初尤其凸显的国家计划和自发秩序之争。

自发秩序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包括中国的无为而治），但在现代最早由波拉尼和哈耶克系统论述，成为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自发秩序是指不由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刻意制定的法律和制度，而是随着社会条件演变发展，自发形成的一套松散的、约定俗成的秩序。从群居动物的内部等级、原始部落里不成文的规则到人类语言习俗的形成，无不有自发秩序的影子。对于哈耶克一派自由主义者，自由市场和习惯法是现代条件下最重要的保障个体自由的自发秩序。对于哈耶克而言，计划经济、根据人的意志随意制订的法律，甚至民主立法制度，都会对自发秩序构成威胁。虽然哈耶克反对人为干预市场，但是他并不反对一些人为制定的法律来保障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的社会基础。

那么对于中国的疫情防控，自发秩序能提供什么启发呢？病毒在自然界普遍存在，它的暴发转移、发展演变，正是自然界自发秩序的一个典型例子，如何应对病毒的演变并制定合理的公共卫生政策，正是如何合理运用人力应对病毒这一自发秩序的问题。当然，病毒没有市场经济那样“良善”，若允许传染病在人类社会自由散播，尤其在疫情初期，可能引起大面积死亡。相反地，如果动用人力大面积压制，虽然可以短期获得成效，但是就像市场活动一样，病毒的演变不可捉摸，当出现毒性减弱等新情况，公卫政策就要根据封控的得失以及对其他社会领域的影响进行统筹判断。适时选择与病毒共存并非躺平，而是选择在保障人的安全和权益基础上，尊重自发秩序，统筹兼顾。

美国和瑞典等少数西方国家在疫情初期选择了躺平，这种自由至上的做法，让这些国家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但是根据病毒演变形成的自发秩序，许多国家纷纷动态调整了公共政策，选择和病毒共存的道路。中国在疫情初始选择了大面积、强有力的国家管控，这种超越普通的国家干预而类似于计划经济里国家指令的政策，在短期内取得重大成果。但是就像计划经济的国家指令长期不灵、总是计划失误的情况一样，用计划经济的思维管控疫情，也必然面临相同的困境。

试图用计划的思维追踪不断演变的病毒，最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从计划指令回归自发秩序思维下的“有所作为”，这样才能兼顾社会各方面的诉求，统筹各个领域并早日走出疫情。当前须要做出调整的，不止是具体的防疫政策，而是疫情防控的思维范式。

作者是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

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