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局势动荡 何以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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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遭逢比大传染更严厉的危机，新加坡人还能团结，政府与人民之间还能保持坚强的互信吗？这是新加坡人永远的时代命题……

F1夜间赛车的成功举行，犹如疫后的第一场大喜事。超过30万观众创下纪录，与赛事有关的其他收益，如航空业、旅店业、零售业等等的进账，还有待进一步总结算。

李光耀晚年提议主办F1，看到的是它能提升新加坡国家形象，但没有人会想到，一场疫后的恢复会格外突显其重要性，对政府、商界和民间，F1的成功提振了士气，相信也大大加强了国际社会对新加坡举办大型活动的信心。新加坡可以更加乐观地展望中短期的发展。

乐观的情绪不能只靠三几项大型活动支撑，国际上的富豪、资金和人才的涌入，才是对新加坡前途的乐观评价。

然而，在美中博弈、西方以“零和游戏”手段合力阻止中国实力提升的格局下，任何突如其来的变局，都可能为亚洲的前途蒙上阴影。

局势动荡，何以乐观？凭什么乐观？一旦遭逢比大传染更严厉的危机，新加坡人还能团结，政府与人民之间还能保持坚强的互信吗？这是新加坡人永远的时代命题。不忘自我拷问，自我鞭策，是小国在纷纷扰扰的时局中的立足之道。

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以“上行的电动扶梯”比喻，强调让包括中等阶层的每个人，都在电动扶梯上的必要性。

弱势群体就像行动有所不便的人一样，他们在电动扶梯上必须紧握扶手，以策安全，政府所必须做的便是为他们提供可靠的扶手。

与此同时，政府也顾虑中等阶层若停滞不前，新加坡将像其他社会一样，丧失乐观精神。

在一个温情的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关系是一种积极的互助互动，而不是互相仇视或抵制。

新加坡并没有天生的社会分裂免疫力，弹丸小国，土地资源缺乏，成功的人若占据大多数的资源，剥夺其他阶层的共同空间，肯定会引发仇富的风气。

当越来越多富人来这里寻找安定的生活时，他们的到来必须也能为新加坡创造更多社会资源。富人投身更多公益活动，关心民间疾苦，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才不会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产生疏离感。

对于在申购组屋名单上着急多时的年轻一代而言，组屋越来越贵，他们欠缺足够理由对未来感到乐观。

政府早已视组屋政策为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则是影响深远的建国工程，在于塑造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面貌。

目前组屋售价已经连续27个月上涨，9月共有45个单位售价达百万元，占总交易额的1.7%，创下历来新高。根据房地产网站所发表的最新数据，组屋转售价的上升如脱缰的野马。加上受冠病疫情影响，过去两年本地许多预购组屋项目延期，预购组屋需求大增，严重供不应求，这些都增加了年轻人置家的压力。

所以，年轻人如何乐观得起来？

然而，政府仍旧坚信组屋是年轻人负担得起的，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日前在国会中说，政府增加了购屋津贴，继续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售卖新组屋。符合条件的首次购房者，还可获高达8万元的额外安居津贴。这样的保证，新加坡人耳熟能详，这一回年轻人也得继续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李智陞近日在“住屋对话会”上也郑重表示，将反思近年来的社会变化，检视公共住屋的社会契约，讨论接下来该如何发展与更新这份社会契约，政府对国人在住屋方面的承诺是什么？

新加坡是小国家大政府，一直把“更新社会契约”，赢取国人信心的命题放在心上。

尚达曼于9月间在新加坡管理大学的何日华亚洲领袖公开讲座上发表的演说，题为《在动荡时代为乐观奠定基础》（见10月3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没有抽象的政治学理论，而是把复杂的治国思维，深入浅出地归纳为几个方向。

他认为，新加坡必须创造“乐观的依据”，包括：新加坡的立足之本在于社会契约，而不是经济策略；以及发挥系统性的优势，如公共教育制度和公共卫生体系。他所谓的这两项“乐观的依据”，事实上正是检验国家是进步或是退步的基础。

以打造社会契约的名义，在促进社会流动性方面投入更多；通过“渐进式薪金模式”等途径，为底层群体增强就业机会。新加坡一向不相信所谓的“最低工资制”，因为这反而阻碍了底层阶层收入的增加。

此外，更深入的专业知识和非常规思维、逐步减少对考试的重视、开拓多元文化的“第三空间”等等，尚达曼列举的“内在力量”，需要长期的努力。

过去20年来，新加坡逐步减少对考试的重视，这并没有降低新加坡学生在各项国际学术评比的表现。但这是否已经改变社会上对成功的定义，也许还有待证明。

由于外来人才的不断涌入，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新加坡将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和持续自我更新，新加坡人的精神面貌也将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许多传统价值观也会受到挑战。新加坡一贯赖以成功的因素，是获得加强或是受到冲击，必须不断检讨和评估。

不论是悲观或是乐观的情绪，都是一种酝酿的过程，一个国家陷入悲观容易，悲观可以为失败寻找借口。乐观更难，在动荡的时局中，要累积乐观的底气，更需要一种勇气和眼光。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