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洛： 从普京侵乌检视苏共遗祸
来源：明报
作者：陈家洛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战争持续半年，再问“普京其实可以做到几尽（什么地步）”或者“俄罗斯对外扩张会否止于乌克兰东部”，就好像再问一次列宁、斯大林他们本人会不会满足一样，其实是幼稚和毫无意义的。“俄罗斯民族复兴”一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强人统治的基础，加上拥有军事、天然资源等战略本钱，普京政权从来没有脱离俄罗斯及苏联共产主义时代的霸权思维和地缘政治斗争的方式。
即使此次普京严重错判形势而弄致焦头烂额，俄罗斯的侵略及引发的连锁效应，亦肯定会持续一段时间。即使我们想像普京不再领导俄罗斯，如果不作出针对威权统治的深度变革，最多都是暂时缓和一下气氛。普京本人是苏共的产物，一日摆脱不了苏共的政治遗祸，不日就有下一个野心家上台，如普京一样把苏联的遗产收割为己用，构成下一个全球危机。
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共产国家，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制度兼以“老大哥”自居的霸权。在经济和军事进步而且急速发展的外表下，始终是一个封闭不开放的政治制度，这里没有“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新文明，有的是共产党集权后干部和官僚的家天下。所谓“先锋党”带来的管治，其实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权宜政治，是赤裸裸的权力游戏，其侵略性不仅对外，更首要对内侵袭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打造效忠政权的“苏共新人类”。
在官式宣传及政治教育的范畴，坚持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或者所引伸的纲领政策、立场是必需的。只有制造毋庸置疑、不容置辩的论述，才方便官方对外“说好苏共故事”，对内就是限制自由、“不容说三道四”，针对一切怀疑、保留的意见或另类建议斗争清算。
苏联的故事是神话一般的奇迹。伟大英明的领袖带领一个共产政权和一个贫穷落后的旧帝国，在短短几十年蜕变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实力、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及地缘政治博弈中分量十足。这个划时代的复兴大业有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凌驾性，没有思辩讨论的余地。无神论的共产政权将自己的主张及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合成为其“核心信仰”，人人有责去自觉维护这个新信仰，不能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见而改变。
即使政权的表现彻底失败，或是人民要为领袖的错判承担庞大代价，挫败只会是短暂的；在失败中透过“学习”，就会发现具示范作用的人物情节而构成的“阶段性胜利”，因为胜利本身就是不可撼动的，而最终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只要给领导时间，时间就会“证明”领导所做的是正确，所以苏共绝不妥协。
有了“绝对信仰”，就不再需要信仰的自由，共产政权以“唯一监护人”自居而对不同意见手起刀落，视乎人民有否“选择站在正确正义”一方，继续与国内国外的敌人“斗争”或者“被批斗”。
平时大义凛然的伟大领袖乃至各级干部和党员，对坚持这个那个原则的思想学习，天天琅琅上口讲“人民”、“民主”、“民族尊严”，来表现自己是个“唯一可靠”、“先进”和“无私”的执政集团。有趣的是，在自我催眠的状态影响下，只有苏共这个历史先驱才真正知道共产国际阵营中，各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利益及不同发展阶段需要，自命可靠的共产政权才能够最明白因势利导的好处。到了执行时，还要看各人身份、背景、后台及一时一样的利益关系来理解这个特权阶级的决策，如何在一窝蜂表忠的掩护下，一窝蜂各出其谋去抢夺更多利益和更大权力。
有了明确目标和坚定不移的原则作为前提，采取任何斗争手段去满足任何复兴大计、产生出任何后果都可以自圆其说，多得“绝对信仰”上场的领导会因应利益和权力所需去更新信仰，都带着个人英雄崇拜的色彩。这就是所谓“制度自信”。
说到底，苏共及其他东欧阵营的共产国家都是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的游乐场，他们的手法五光十色，黑白并不互相排斥，民族主义和一些封建制度传统都可以采用来为“核心信仰”背书，而普京本人及其管治方式皆是苏共的产物，也就有助我们认识普京的所作所为。
在昔日苏联及今天俄罗斯，平民百姓在强权之下的生存之道，就是积极表态支持任何决策，起码要被动配合，避免麻烦；除非去国逃走，可谓别无选择。在缺乏可信的独立调查和研究，又缺乏自由的思辩空间，我们都不可能准确知道俄罗斯人民的想法和声音。我们可以得知的一众所谓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知识分子本身，大都是政权的应声虫，有的用思想家的包装，有的用策略家的外衣，也有在俄生活的外国人粉墨登场，加上有系统的网军助攻，都只是为了塑造一面倒的舆论风气。
传统上，知识分子阶层（intelligentsiya）追求独立自主的思考和行动空间，评弹时政，破旧立新，即使要孤身走我路，不识时务地与既得利益者抬杠，也是心甘情愿。
相反地，苏共打造的就是寄生在政权的知识分子，把他们作为统治集团的官媒。苏联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利益集团，大多是追名逐利的机会主义者，不是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国”的死硬派。那些死硬派因为不识时务、死抱理想主义不放，早在清党运动中因忠诚不足被清算了。
如果传统知识分子代表一种能够揭露真相的“光明”，那么苏共制造的是政权的“影子”，设定为政权的附和者，必须无条件放弃独立于政权的思考自由和责任，又必须做好一系列指定动作：他们要捍卫政权及其信仰，对内对外为政权的策略及估计未来的一些可能性，提出最有利政权的解说。他们不可能质疑和批判政权，但可以做“打手”投入政治斗争中，尽情发泄在异见人士身上。这些就是他们的“影响力”，而且完全毋须建立在独立思考和行动基础之上。
苏联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当然不笨，于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是将“什么是工作”和“什么是生活”分得清楚，发挥双重人格的“苏共新人类”依仗政权的同时，为自己所付出的讨回一些公道。只有不停自己调整自己，学会忘记和原谅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有机会寻找身心平衡。
一直强调自己如何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和牺牲，又一边促成广泛的道德崩坏（moral degradation）和思想蚕食（mind corruption），是苏共统治的重要特征，而且遗祸深远。师承苏共的普京政权一向只知道操控资讯、掩饰真相，同时制造另类真相来主导民情舆论这一套。在公共领域，普京鼓励人民“不要问只要信”（wishful thinking），加上高压管治早令人感到追求真相和说真心话的“后果承受不起”（fearful thinking），俄罗斯人民在俄乌战事至今表现出沉默、缺乏应有的正义感，或者被动员起来支持普京，也正正反映出根深柢固的苏共政治文化遗害。
篇幅所限，本文只能触及两大范畴。在全球层面，普京侵乌给我们的教训是，了解政权的本质是头等大事，若不及早加以具阻吓力的制衡，反而善颂善祷掉以轻心，就只会变相鼓励新一代领袖彷效普京这样的机会主义者，以所谓国家或民族利益之名得寸进尺，助长他们掠夺扩张的野心；到再爆发类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危机才去回应处理，已经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