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奇：联合国原则的自相矛盾

时事透视

在6月召开的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直言，他不承认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独立国家地位，并且指出联合国原则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联合国既支持国家完整，又支持民族自决权，而国家完整和民族自决权是矛盾的。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矛盾状况，要么是联合国的奠基者忽视了这一问题，要么是他们故意在这种矛盾之处做了妥协。

这种矛盾的生成，当然不是联合国奠基者忽视了这一问题，而是因为这本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组建过程中的一体两面。今天世界上每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都被称为民族国家，但民族国家这种概念不是自古有之的，是现代政治的产物。虽然民族主义思想的发生、发展已被学者越回溯越久远，有的甚至回溯到欧洲中世纪时期。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被实践的政治原则和社会运动，最醒目的标志性开端是法国大革命。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兰西民族、法兰西人民这样的理念才流布开来，并且这种理念的流布也与民主的发展紧密关联，因为宣扬一个国家不再是哪个君主的私产，而是整体民族或人民所共有的，也就主权在民理念。

由谁来确定文化共同体

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这种民族主义思潮，伴随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纵横捭阖，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民族主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1848年爆发的欧洲社会运动，背后的思想基础主要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思想能够对社会形成极大动员，毕竟若祖国是自己的而不是君王的，民众才更有积极的行动意愿和动力。于是，在民族主义影响之下，国家成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领土、主权和民族三位一体的，领土是国家的统辖边界，主权是国家的统辖原则（不准其他国家干涉），民族是国家划分统辖边界的文化理由（即国家以民族的边界为统辖边界）。恰由最后一条，引申出民族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但民族自决权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问题，这里的民族是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是确定国家统辖边界的理由，但这个文化共同体的边界又怎么确定呢？又应该由谁来确定呢？换言之，民族自决权得到了认可，但这个民族自决权的自（self）到底是谁？又可以是谁呢？

这个问题在18、19世纪，处于民族主义浪潮中的一些欧陆思想家如赫尔德、费希特等人曾经尝试回答，其中大部分选择了语言，认为应以语言作为划分民族边界的工具。但在欧洲除了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这些大的语种之外，每个政治实体又都有地方方言的存在，况且有的国家还使用其他国家的语言，比如19世纪芬兰的很多作家就使用瑞典语写作，乌克兰的作家使用俄语写作。如果真用语言来划分民族，整个欧洲早就天下大乱了。

所以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欧洲人心目中的民族自决原则是有门槛的，即具有足够广阔的地域、足够数量的人口，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政治实体，才有资格主张民族自决权。在意大利著名民族主义者马志尼1857年的设想中，欧洲民族国家只有12个左右的大国。但这种唯大国是举的理念，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反问：小的政治实体为什么不可以追求民族自决权？谁能规定文化共同体一定是大的地域共同体？于是到了一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提民族自决权时，欧洲就被认可为有26个民族国家（如果将当时主张以民族自决权独立但尚未获得独立的爱尔兰也算上，就是27个民族国家）。今天的欧洲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此可见，民族自决权的应用，使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应是前殖民地自决权

但不管如何，民族自决权在20世纪成为国际公认的一条政治原则，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承认民族自决权，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也承认。如果民族自决权不得到认可，长期被欧美列强殖民的殖民地，就失去脱离列强而独立的法理合法性；如果民族自决权得不到认可，在世界上各大小国家实力不一的情况下，大国就能够任意侵略、吞并相对弱小的国家，相对弱小的国家就难以维持国家完整。

在联合国组建之时，各国当然也意识到民族自决权有可能被国家内部的族群应用，从而破坏国家完整，因而联合国又明确主张要维护国家完整。实际上从历史来看，联合国最初多次重申的民族自决权，主要是指前殖民地地区的自决权，比如1960年联合国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就把问题描述得十分透彻。实际上，各国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出现分裂，联合国也没有主动推动一个成员国的国家分裂。

其实，民族主义的产生以及对民族自决权的认可，最初都不是要鼓励一个族群或地域从一个既有国家分离出去，而是倾向于整合、团结松散的国家，以积极的大众动员来提升国家凝聚力。如果民族自决权产生之初就指向分裂主义，它根本不可能作为一项国际政治原则获得普遍认可。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民族自决权的实践，的确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造成了个别国家的分裂，使世界上的国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尽管联合国也曾在决议中写明，一个政治实体独立建国，并不是民族自决权的唯一实践形式，选择并入他国也同样是在践行民族自决权，但纵观19世纪以来民族自决权的实践历史，鲜有后一种情况出现。

对民族自决权的认可，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但如何限定民族自决权的过度使用，国际社会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毕竟一旦谈到过度问题，引发的直接疑问是民族自决权的“度”在哪里？这就又回到那个原初而无解的问题：谁是民族自决权的“自”？如果没办法规定“度”，又何来“过度”之说？但抛开这种逻辑上的难题不谈，我们都知道，使既有国家进一步分裂，损害既有国家的完整，对世界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都不是好事。就像托卡耶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所说，“如果每个主张自决原则的地区都能成为独立国家，地球上将出现500至600个国家，而不是现在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假如出现这种极端情况，和平与发展可能再也不会是国际社会的基本面了，动荡和不安才是。

托卡耶夫说，联合国的原则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其实是国家完整和民族自决权这一对矛盾，是现代政治的根本性矛盾，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就已出现，联合国成立后也不能解决。如果民族国家仍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体，民族身份仍是一个国家及内部成员的重要文化标识，这对矛盾就得不到根本性解决；国际社会能做的，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境，寻求最优的个性化解决方案。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