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阮颖娴:中国的对外贷款和债务陷阱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2-07-26 15:13

来源:明报

作者:阮颖娴

今天从几则新闻说起。

第一篇报道是斯里兰卡发生政变。事源冠病疫情加上能源危机,以致依赖进出口的斯里兰卡经济崩溃,政府债务违约,物价飞涨,粮食药物燃料等物资短缺。民众在街头示威,总统出走,政府被示威者占领。

西方评论认为,斯里兰卡之所以债台高筑,可能与中国的贷款有关。斯里兰卡与中国签订协议,开发汉班托塔港。事实上,中国虽然是斯里兰卡的最大债主,其实占该国债务只有10%左右,其他债主包括日本、印度等国家;而最致命的是斯里兰卡以高息借了不少商业贷款,无法偿还。

第二单新闻是据报国际投资者正在抛售中国政策性银行的人民币债券,这些银行为国内外的建设工程项目提供融资。有部分评论认为这些政策银行向俄罗斯提供贷款,但由于俄乌战事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实施制裁,援助莫斯科有可能使这些机构面临二级制裁。

两则新闻都跟中国对外官方贷款有关。美国近来常以“债务陷阱”形容中国对发展中及低收入国家的对外官方贷款,究竟这种说法有没有事实支持?

根据数据,2021年底中国拥有的对外资产超过9万亿美元,其中最大部分是外汇储备,占3万亿美元以上;此外有对外直接投资、给外国的贷款、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及短期的易货额度(trade credit)等。有几点值得留意:

第一,由于中国实行资本管制,一般居民难以买卖外国资产,所以上述资产大部分由官方拥有。

第二,虽然大家比较留意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借贷,但很多发达国家都是中国的债仔(债务人)。譬如中国总值3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虽然官方没有公布它的分布,坊间普遍认为大部分是发达国家的债券,美国国债占一半以上,也包括英国、德国等国债。

第三,中国对发达国家与对中低收入国家的资产组合有很大差别。正如上面说,中国主要以买入国债的途径拥有发达国家资产;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其中一个重要渠道是透过政策性贷款。

事实上这种国家对外国贷款,自中国1949年时已经出现。毛泽东年代,中国曾经向全球共产主义的兄弟之邦伸出援手,有一两年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支援甚至占中国产出的接近1%。自七八十年代,这种支援的比例逐渐减少,但在2000年左右又开始增加。当时江泽民认为改革开放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20年后,中国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开始有能力对外直接投资,订明了“走出去战略”。自2001年加入世贸以后,中国又经历了一轮高速经济发展;至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促使中国对外国的直接贷款上升。

这些政策性的贷款大部分并非由国家出面,而是通过国企洽谈,主要透过两家政策性银行进行,即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商务部直接参与的贷款只占少数。不少贷款协议的写法如一般商业贷款,有保密条款,因此这些贷款甚少受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结算银行等)和信用评级机构等注意。

有部分对外贷款没有流出中国金融体系。例如某国向中国贷款推行工程,该笔款项由政策性银行批出后,直接拨入相关中国国企的帐户,然后国企派员到当地建设。通过这种方法,钱根本没有经过外国政府的手,不用担心外国会挪用工程款项,也免却资本管制和兑换等繁复手续。同时,外人不容易察觉这些贷款。

有学者综合大量资料,追踪到这些官方贷款的部分资料。根据这些数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官方债权人,它的贷款远高于其他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2017年全球约有80%的发展中国家有接受中国官方贷款。

中国对外官方贷款主要集中在东亚、中亚、非洲和南美的发展中国家,对东欧的贷款相对较少。有些国家对中国的负债相对高,有约20个国家对中国的负债占当地生产总值10%以上;占30%以上的有吉布堤、汤加、马尔代夫、刚果、吉尔吉斯等国。其中吉布堤对中国的欠债,达其生产总值约90%。

贷款主要有三种,包括免息贷款、低息贷款和正常的商业贷款。由于这些国家较贫穷,前两者属于经济援助性质。中国对低收入国家的贷款一般收2至3厘利息,对发展中国家贷款则多以私人贷款利率计算,当中包括风险溢价。

为保障债权人利益,中国贷款往往有抵押,例如通过当地的能源收入来交付。另一种方法是要求债务人设立专项账户,所有与贷款工程相关的经营收入都通过该帐户入帐,以保证债权人可以得到相关款项。这种做法也有在其他国家的贷款合约出现。

由于这些贷款并不透明,世人了解不多,也许引起西方社会和媒体怀疑;但从另一角度看,不少中低收入国家缺乏资金和基础建设,当地人民生活质素恶劣,亟需外国支援。全球对这些国家的贷款不足,中国资金正好填补这个空缺。中国用各种手段来确保这些资金用得其所,而订出相关条款,无可厚非。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贷款的资料缺乏系统,其他债主未得悉。当其他人向这些国家贷款,衡量风险及还债能力时,未必会将中国的贷款计算在内,从而可能造成损失。又或者因为无法判断这些国家的负债额,而不敢投资于这些发展中国家。

此外,国际机构要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有障碍。例如斯里兰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这些对中国的隐藏欠债,可能令谈判变得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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