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道义与同盟仍在国际关系起作用

杨军

对亚洲来说，俄乌战争会给国际关系以及现有的国际安全体系带来哪些启示？笔者在讨论了观念之争（5月6日）与情报信息及战略建议的决定性意义（5月25日）后，认为还会带来的一个启示，是应重新认识国际关系中道义及同盟之重要性。

如果单就俄罗斯悍然发动战争而言，或以北约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捍卫均势”来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验证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所提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正如米氏在《大国政治的悲剧》所指出：“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在国家意图不明的世界里，大国必须尽可能多地获取权力来保护自身，以防任何国家的挑衅。”

但从开战以来，俄军普遍低迷的士气与军事行动出现溃败来看；从乌克兰上自总统下至黎民百姓同仇敌忾的全民抗战决心来看；从世界各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与声援，以及对俄国多个领域展开的史无前例制裁与抵制来看；从联合国大会对俄国发出“强烈谴责”，以及国际组织旗帜鲜明暂停俄罗斯会员资格等来看，不仅完全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国际道义与人心向背，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非完全像米氏所说的那样悲观：“当一国受到另一国威胁时，没有供它们求助的更高权威。在国际体系中没有守夜人。”

只要人类心中残存的良知和正义感被点燃，国家及其民众的一己私利，就会让位予维护国际正义之公道，人们甚至会放弃眼下的现实主义利益考量，哪怕要承受巨额经济损失甚至给国家安全蒙上一丝阴影，也在所不惜。布查惨案后激发出全世界范围的谴责、愤怒与同仇敌忾，就是最好明证。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民意，可谓群情激愤，并直接促使西方国家进一步制裁俄罗斯，并为乌克兰全面提供进攻性武器。所以，“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尽管解释了很多现象，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或低估了国际道义与良知的重要性。

人之所以为人，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公平与正义感（尽管有时显得弱不禁风），本来就内置于人性及人的精神世界中，所以人类做出的各项决策，并不全然都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反倒会时常散发出良知的光辉与力量。对国家尤其是大国而言，也并不全然都像米氏所言：“毫无疑问，生存的最高保证是成为霸主，因为再没有其他国家能严重威胁此类巨无霸。”这或许也是俄乌之战带给普京及俄国的一次惨痛教训。

结盟的必要性

此外，俄国从没像此次这样孤立无援。俄乌之战再次提醒我们重视现实地缘政治上的结盟必要性。尤其是对大国，必须要适时反思不结盟原则。俄国此次开战以来的各种绝望表现，固然因其一意孤行触犯众怒所致（以至网民称世界已结成“反俄联盟”），俄国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完全无法与北约相提并论。不管怎样，华约在冷战中毕竟还同北约对抗了几十年，哪里像眼下俄国这样孤军奋战，腹背受敌？所以从现实主义战略而言，大国也应效仿美国的广泛结盟原则，善用合力而非单打独斗，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这从不久前巴西媒体曝光的俄国外交部向巴西紧急求援信中，即可略窥一二。

其实，仅从冷战后算起，美国已称霸全球30年，但不仅一直致力于维护并加强战略同盟，且积极与不同地区间的强国或在地缘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国家，组成合纵联盟，及时有效应对不同区域、不同程度的危机。这同北极熊一个真正战略盟友都没有形成鲜明反差，简直可以用现实国际关系中的“独孤求败”来形容。

退一步言，如果俄国有北约一样的战略同盟，说不定这场损人不利己的战争压根也不会发生，因为盟友一定坚决制止这种无谓的战争，即使普京被自家情报信息所误导甚至欺骗，想必也会从其他盟友处获得一些相对客观中立的信息和规劝。

不过，或许经此一役，俄国近代以降奉行几百年的地缘政治安全战略，基本上将彻底宣告历史之终结。绝大多数国家也会更加坚定不移地站在和平发展的轨道上，没有哪个国家还妄想通过战争获得地缘政治安全，进而称霸地区乃至世界，至少不会像普京这样堂而皇之地发动所谓“特别军事行动”。这从全世界海啸般的谴责与讨伐声中，可以看出大势所趋。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基辅时说的：“在21世纪，战争是不可接受的。”

一言以蔽之，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国际价值观而言，均已发生质的变化。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后民族国家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处于分工合作一体化进程中的全球化时代。退一万步而言，就算普京如愿占领了乌克兰全境，俄国果真能得偿所愿获得地缘政治上的安全感吗？难道世界上国土面积最辽阔的国家还不够安全感？难道真要一步步实现普京国师杜金所构想的欧亚帝国之梦？难道不幸分布于其帝国宏大理想中的欧亚诸国（尤其是中国）都甘愿做待宰羔羊任其摆布不成？

看看一直对俄采取绥靖政策的欧洲诸国，惊醒后倾举国之力支援乌克兰的高涨热情，和齐心协力誓言打败俄国的决心，众怒不可犯，失道必寡助，正义与良知之底线更不可逾越。这就是旷日持久的俄乌之战给人类的谆谆告诫。

如果人类能以俄乌之战为鉴，审慎理性处理国际关系与政治，21世纪的未来也许不再有所谓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而毋宁是进入一个真正能和平共存的阶段。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使暂时不去幻想最终实现世界联邦共和并得享永久和平，至少能像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浴火重生，创立联合国以及欧盟那样。

联合国宪章序言中开宗明义阐明：“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并为达此目的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用是发愤立志，务当同心协力，以竟厥功。”

作者是德国洪堡大学法学博士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研究员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