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李颖：方言华语之争与语言特性

文化视角

最近，《联合早报》关于方言和华语的讨论如火如荼。大家角度各不相同，有从政治影响力和国家政策的视角进行辨析的，有从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角度来探讨的，也有从个人情感、学习经历等微观视角来阐发的。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从不同角度进行脑力激荡，对文化建设其实是一件好事。但最终结果可能还是难以达成共识，因为语言的发展其实有它自己的规律和特性。

大家关注的方言和华语其实都是口头语。宏观来看，新加坡华人使用的各种方言和华语其实属于同一个语种，不同点主要反映在语音语调和个别词汇的使用上。在这场讨论里，大家可能高估了口头语对文化传承的贡献。语音语调和口语词汇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10年前的流行词汇，今天可能已经没有人记得了。二三十年前流行的港台腔也从当年的“时髦”变成了“做作”。民国时期流传下来的音频资料，听起来和今天的华语发音有很大的不同。

不同的不仅仅是语调语气，舌头在口腔里的不同位置、喉咙肌肉的控制、嘴唇的张合，任何细小的改变都会影响发音，所以才会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说法。

真正影响文化传承的，其实是文字书籍。中华文化几千年连绵不绝，正是因为我们的书籍和文字从不曾被真正消灭。我们不知道当年的《诗经》该怎么读或怎么唱，但依然能够与“蒹葭苍苍”的世界心意相通；不会用粤语吟诵李白的诗并不妨碍我们走进诗人豪情万丈又仙气飘飘的人生。

古埃及人创造了辉煌文明，但他们的文字在公元4世纪就失传，古埃及文明再也没有复生的可能。另一个例子是在中国和海外华人中方兴未艾的汉服文化。一种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古代服饰，竟然形成燎原之势。最大的贡献不是影视剧，而是文字记载、古画和考古资料，使得现代人得以将之复原。文献资料中充分保留的礼仪文化、历史典故、人文精神，则使它血肉丰满，不至于沦为形式大于内容、昙花一现的时尚潮流。影视剧只是迎合了渴求文化寻根的时代需求。

方言与文化最大的关系体现在地域性的集体记忆。在我的故乡，人们把方言称为“土语”或“此地话”，无论哪种都跟“土地”有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方言。微观地看，方言中的特有词汇、双关语、转义的用法是当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集体记忆的凝缩。所以有些话，只有方言才能精准、传神地表达，也只有具备共同生活经验的人，才能精准接收到其中的信息，从而会心一笑。一旦离开这样的地域环境，这些对当地人意义非凡的表达，便会索然无趣。地域性词汇的消失，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延续其实没有太大影响。只要时间足够长，一个新的村落、城镇一定会形成自己独有的方言，凝缩着一代代人共同的生活记忆、价值观念、地理风物。

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就是正在形成中的方言，但它不一定是唯一的。可是，新加坡是个由各地移民组成的国家，一直都是人口高度流动的地方。大家带着各自的方言、文化和记忆来到这里，要形成一种统一的“土语”需要更长时间。就像一个四面不断有强风吹过的地方，聚沙成塔，何其之难。但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身份认同，一定要通过一种统一语言来实现吗？母语非得是单一的语言或方言吗？就像之前某篇文章提到的，那些主张单一语言文化论的人，可能还停留在非人口流动时代。在多移民的地区，很多孩子一出生就接触多种语言，他们的母语就是多元语种，且切换自如。多语言的使用也完全不会造成他们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困惑。真正会让孩子造成身份认同困惑的，是族群撕裂、观念狭隘、仇恨滋生的生长环境。

能否提供深度思考才重要

最后，真正重要的，是一种语言是否能提供深度思考所需要的足够词汇和语法。深度思考的建立与阅读息息相关。当方言和书面语保持一致的时候，方言也能够满足深度思考所需；但当方言退出了教育体系，只在家庭和社群中流传，它就很难在深度思考中扮演角色。同样，当大部分课本都是英文，华语也很难再扮演深度思考的使命。既不能与故土记忆相连接，又不能担当深度思考的重任，这对语言的打击是巨大的。

提倡方言或者华语，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满足故土情怀。他们更深远的使命是给新加坡年轻人提供多一种可以用来深度思考的语言工具，能够帮助他们从深厚而博大的东方文化中汲取智慧。所以，我们该反思的是本地的文艺创作是否能满足文学赏析、逻辑分析、辩证思维的多重需求；当地的文化和历史书写是不是保留了丰厚的人文传统，是不是给后代提供了足够多的资源，帮助他们拓展智慧、深刻思想。

真正能够传承下去的，不是时髦一时的发音，不是一波又一波的流行语，也不是故土情怀，而是能够穿越时空的思想智慧、打动人心的真善美和绵绵不息的民族精神。决定了“我们是谁”的，不仅仅是肤色、方言、习俗，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方言总会随着声调的变迁而消失，华语也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多元与开放，恰恰才是新加坡的魅力所在。如果觉得一种语言有价值，那就努力让它在不断的书写和吟咏中，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作者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