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中日关系或自由落体般下跌
2月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人权问题决议，尽管文本中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内容直指中国。可想而知，无论对中国政府还是民众，决议都是极大的刺激，必然对中日关系产生严重冲击。
加上2月1日中国农历春节，2月4日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负面效应无疑雪上加霜。去年，有人形容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恶化，中日关系是否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呢？
2020年后关系倒退漂流
从2017年开始，中日关系走上了迅速改善的快车道，双方首脑互访恢复，2019年中日领导人宣布建立新时代的中日关系。2020年初，冠病疫情初期，中日两国通过相互捐赠抗疫物资，展现了两国社会之间民意感情的改善，中日关系似乎开始走出相互不信任的状况。
然而，2020年中开始，两国关系再次出现大幅度的漂流和后退。2021年1月，拜登入主白宫后，3月召开美印日澳四国峰会，4月日本首相访美，提及日美同盟强化和台湾问题、东京电力排放核电站污水问题等，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2021年夏天的东京奥运和秋天的岸田文雄当选新首相，为中日关系转圜带来了不少期待，但年末日本一些政治人物提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和日美同盟有事”，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大震动，中日关系的漂流和后退似乎进一步恶化。新年伊始，1月6日，日本与澳大利亚签订了《互惠准入协定》，建立类似“准同盟”关系，两国发表的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几乎处处指向中国。
1月21日，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举行视频会谈，决心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进一步强化同盟，台海、人权、经济安全保障、海洋等问题，针对中国的“熟悉话题”几乎都涉及了。日美还商定上半年在日本举行日美印澳四国机制第二次峰会。峰会前，两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增强透明度，推进核裁军。此次人权决议更是让已经不堪重负的中日关系面临更大困难。
日本战略定位三种选择
对中国人来说，日美领导人首次会谈以及人权决议，意味着之前对日本在对华外交上出现再平衡的期待感消失殆尽。更多中国人会认为，日本新政府不仅没有改变对华对抗姿态，而且在某些方面似乎比美国跳得还要高，日本对华外交的对抗性进一步增加而不是减少。
中国认为日本已经超越“联美抗华”走向“导美主动抗华”，这种认知的出现完全可以理解。笔者认为，目前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存在着三种主要思维，即“桥头堡”“沟通桥”以及急速上升的“急先锋”。
中日关系在2017年至2020年年初曾经走上了迅速改善的快车道，然而2020年疫情中，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全面敌视中国政策，以及所谓“中美新冷战”论调影响下，2020年下半年中日关系出现大幅度漂流和后退，日本在中美日关系中的定位也出现了“战略思维漂流”。
到2020年夏天前，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种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而且新冷战会一直持续下去，甚至不排除热战可能，日本处于新冷战的最前线，必须自我定位为“新冷战桥头堡”。他们以这种战略认知为基础来看待中国——既然是中美长期新冷战，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必须要分清敌友，立场坚定，因此须要在台湾、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人权、经济方面全面配合美国的对华大战略。
第二种认为中美有滑向长期对抗的新冷战危险，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盟国，不可能不被卷入；但这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须要发挥自身优势，保持和中美沟通的渠道，做一个“防止新冷战的沟通桥”。
从2021年后半年开始，“新冷战的急先锋”的第三种思维开始崭露头角，而且似乎正在急速上升。这股新势力的主要逻辑是拜登政府从阿富汗仓皇撤退，财政支出的法案不仅共和党，民主党内一部分人也反对；加上汽油价格增加和高通胀压力，拜登的支持率从接近60%降至40%出头。他们认为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不仅会失去众议院优势，甚至可能出现参议院也失利的双输情况。
面对这样一个弱势总统，维护亚洲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历史使命自然落在日本身上。因为日本政治社会稳定，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个弱美国可以让日本在同盟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动性，可以主动设定同盟日程，实现战略自主，而且可以在一些方面引领美国，增强日本的国际存在感。
这股力量主张国防开支应该达到北约水平，即从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增加到2%，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导入“敌对基地攻击能力”来增加威慑力，在经济安全保障方面则主张强化管制和审查。在他们看来，一个已经“疲倦的巨人”（美国），已经无力单独担负起维护国际秩序的重任，而这正是日本的机会。
究竟日本会走向何方呢？是要朝着“新冷战的桥头堡”还是“防止新冷战的沟通桥”，还是朝着更激进的“新冷战急先锋”方向演进？可以说，日本已来到了自我战略定位的十字路口。
三大诱发和三大牵制因素
从岸田文雄的政治倾向来看，在内政上提出新资本主义，分配和增长同步恢复等中道政治似乎是目标；在对外关系上则有意继承自民党从吉田茂以来的宏池会的传统，发挥沟通的桥梁角色，来展示日本国际存在感。那么该如何解释岸田内阁对华政策对抗不断强化的倾向呢？
笔者认为第三种所谓要抓住战略机遇，主动做“急先锋”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对之前两种势均力敌的“桥头堡”和“沟通桥”的结构构成冲击，尤其让“沟通桥”的声音受到进一步挤压。
从这意义上来说，日本“随美制华”和“导美制华”是有可能成为主流的，中日关系呈自由落体下跌的危险，主要诱因有三：第一、上述政治精英层内部博弈；第二、美国对华关系的负面影响；第三、日本对华舆论全面负面。
笔者认为中日关系前景仍须冷静观察，要看到中日关系自由落体下跌也存在三个牵制因素。
首先，日本的战略定位不仅受制于上述国内政治精英的博弈，也受制于日本社会认知的影响。
从舆论调查的结果来看，尽管日本民众对华认知普遍趋于负面的百分比高达九成，但与此同时，70%认为中日关系很重要，接近六成认为日本不应该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是应该为世界发展做出贡献。任何大幅度提高国防开支还是部署反导系统，最后都要过民意这道最大的门槛。
反过来说，“急先锋”和“桥头堡”的民意基础不能够说很深厚。中道政治回归仍然是日本的主流民意，自民党内部三股力量的博弈，是不能够在完全无视民意的情况下演进的。
第二，美国的不确定性让日本始终有遭遇“第二次尼逊冲击”（今年是尼逊访华50周年，当年美国的中国政策大转弯是到了最后一刻才通知日本）的担忧。2021年尽管中美关系困难重重，但中美元首进行了两次电话会谈，一次视频会晤，特别是11月的视频会晤，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而且是中国上午时间，美国深夜进行。相比之下，岸田与拜登的视频会晤是日本深夜时间，而且时间仅为80分钟。
第三，日本经济界很清楚，与中国持续对抗将会损害到经济利益。近期对中日韩经济人士的调查显示，日本商界人士回答《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后，可以获益的比率最高。这说明日本经济界对于进一步融入亚洲一体化进程有很高的认同感。
对中国来说，今后一个时期如何主动和积极地与日本民众建立持续和有效的互动很关键，中日关系长期以来有民间外交的传统和成绩，这方面的智慧是可以期待的。
此次北京冬奥会，日本就派出200多人的大型代表团。尽管中日政治关系阴霾笼罩，但中国民众对包括日本选手在内的世界各国运动员的热情好客，是很好的公共外交平台。
日本选手中很多是全国性的知名人士，例如羽生结炫、小平奈绪等，中国观众若对他们的竞技成绩给予积极回应，展示大国风范，可以对日本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尽管大环境很不乐观，但中国仍然可以通过适当发挥主动性，为中日关系中长期发展谋势和创造机遇。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对中国人来说，日美领导人首次会谈以及人权决议，意味着之前对日本在对华外交上出现再平衡的期待感消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