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抗疫途中：边走边记边学习
四面墙外
前个星期，《联合早报》采访团队制作的《战疫勇士》举行新书推介仪式。有读者可能会问，每天看报纸都是疫情新闻，两年多已经看腻了，还有必要再买一本书来看吗？
我没有参与这本书的采编和出版工作，纯粹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出发，思考此事。推介仪式当天，我坐在国家传染病中心主任梁玉心教授旁边，想起她在2003年沙斯期间“走红”，成为本地家喻户晓的医生。将近20年过去，在冠病疫情当中，她仍是新加坡人信赖的人物。除了大家所熟悉的梁教授之外，冠病疫情的绝大部分的情境，都已与沙斯期间的不同了。
回顾肆虐数月的沙斯，我们那段期间的信息源几乎是单向而集中的，当时社交媒体还没出现，我们主要仍从报章上读到抗疫期间一些人物、名词。我们现在阅读着世界不同角落疫情的信息，对病毒、疫苗等了解更多，也不时受到各种信息的冲击。个人在曲折起伏的疫情中的体验，还有自己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一只手机在手上，不论是摄影、录像、做文字记录都很方便，发表也很方便。信息多了，有时显得庞杂、零散。
因为这样，此时此刻回顾疫情中我们所经历的事件，将过程记录、梳理、整合出版成书，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这是《战役勇士》在做的。而事实上，它同时是每日报上信息的延伸。这两年内疫情相关的新闻事件在发生时，我们知道了表象，但这本书试图带读者到报纸里头的另一面去，了解当时的决定是怎么做的，背后的思考是什么。
我是结合《战役勇士》和另一本《海峡时报》出版的《并肩于此疫——冠病19的故事》（In This Together：Singapore’s COVID19 Story）一起读的。记者联合采访了总理和部长，然后由两个新闻室各自书写。两本书里都记录李显龙总理回忆决定实行阻断措施的过程，谈到2020年4月1日内阁会议上部长意见有分歧。他说：“这是个重大的决定。因此我跟部长说，我们延后决定，明日再议吧。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明天带着建议来，不过你们的建议应该要假设情况会比现在更糟30%，因为到时候，整个情况可能已经改变了，你们的想法也会改变。如果我们要采取行动，我宁可我们反应过头而不是反应不足。”第二天，内阁开会做了决定。再过一天，就对全国宣布这个决定。
又如去年7月中旬发生德尔塔疫情时，有个周末卫生部传染病管理司高级司长李坚明教授在群组里发出短信，告知裕廊渔港探测到病例。王乙康掌握更多信息，发现巴刹鱼贩多人确诊后，一颗心往下沉。他考虑了种种风险，当晚拨电给环境局局长，要求说：“无论如何，星期天凌晨4点，你们的人得去巴刹。为了摊贩的安全，暂时不能让他们卖鱼了。”我们可以想象第二天一早鱼贩的反应，但是如果没有强行制止，那个星期天巴刹的传播会有多广，恐怕更多年长者会染病。
《海峡时报》书的主编陈澄子在叙述政治领导层的决策时，更侧重于政治，包括部长之间是否意见分歧、总理的领导风格，当中许多细节值得咀嚼。书中有一章也披露高级公务员当中一个跨部门的后方危机应对执行团队，在危机发生时负责制定供政府考虑的策略。他们在2020年1月22日新加坡出现第一个确诊病例前就启动工作。书中也写到不同部门的常任秘书之间在这场战争之中如何协调，如何互相支持等。这些幕后的准备工作和部署的过程，可以让读者一窥新加坡在这种规模的危机中的管治水平。
阅读两本书的同时，我也在看第三本“抗疫书”。这是去年9月由前进信托基金（The Majurity Trust）出版的《大流行里的故事》（Stories of A Pandemic）。书里收录了34篇作品，它们是过去一年多在不同媒体中发表过，与疫情有关的英文作品与图片，有的曾见于《海峡时报》和《今日报》，有的发表在网络媒体慈母舰和Rice Media，另一些则是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文章与图集。
这本书依照时序，从2020年2月份开始，每个月选择当月的作品收录。比如在2020年3月份，有关于马来西亚客工睡在格兰芝地铁站附近的文章，文内叙述了3月16日马国颁布行动管制令后，在新加坡工作的客工的情况。4月份，客工确诊病例增加，《联合早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函，评论南亚客工的生活习惯问题。结果来函的内容，以及《联合早报》刊登相关文章的做法，受到好些英语社群的批评。书里收录了一位年轻人在Rice Media发表对这个事件进行个人反思的文章。
《大流行里的故事》民间气息浓郁，收录的是疫情发生时人们书写当下真实的情况，从民间视角观照，对政府的一些做法批评比较尖锐。这些散落在不同媒体的作品出版成书，也是功德一桩。评选这些文章的主席是《海峡时报》前总编辑韩福光，他在序文里特别提到2020年2月份，选录由创办社会企业“芽笼探险”（Geylang Adventures）的蔡引舟，2月15日在社交媒体上的文章。蔡引舟当时就提出客工居住环境过于拥挤的问题，也就他的能力内提出系列建议。
韩福光写到：“他（引舟）的文章并非心血来潮之作，它出自一个与客工为友合作，了解他们情况者的手笔。可惜他的文章当时没有得到应该被得到的关注，官方错过了重要的时机！
这里的教训是：对人民——尤其那些在基层工作、了解情况的人民，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官方应该更开放，更虚心听取。这对新加坡尤其重要，因为官方处理问题向来采用从上而下的方式，对社会活动者和非政府组织往往缺乏信任。这次疫情暴露了这种处理方式的局限性。”
因为看问题的视角和掌握的信息不同，政府和民间在重大的危机里，有时互补性更强，有时摩擦更大。几本书一起比照着看，让依然身在疫情中的我们，感觉更真实，反思也更深刻，这不只关系到应对疫情，更是疫情当中我们的社会正在如何发展，如何趋向成熟。
梁玉心教授谈到这次疫情中学习的经验之一，是不能用应对沙斯的方式来应对冠病，而须要改变思维，保持开放。我想，不只是医生要改变思维，保持开放，所有人都应该如此。从历史的角度看，疫情仍是进行式，现在就要下判断论功过还太早。不过，重要的集体记忆，我们也要学习接受角度更多元的记录与诠释。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关于记录与反思疫情的作品出现。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