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全面内卷的中国农民工

韩和元

每到年关，中国农民工这个群体便会成为中国舆论关注的焦点。欠薪、春运及企业招工难，均与该群体密切相关。再来看看内卷。这是个近年来的高频词汇，人们发现了各大群体的内卷，但却鲜有人注意到农民工群体，也在日益内卷且深受其害。

在讨论这个话题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何谓内卷。内卷，英文为involution，又译过密化。网上说这是个网络流行语，但它本身却是个实足学术概念。

20世纪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吉尔茨（Clifford Geertz）通过对印度尼西亚实地考察发现，在爪哇岛和外岛之间存在着二元发展：外岛散布在爪哇以外的广阔区域内，殖民者在那里建成了高效率、大规模的出口工业基地。而爪哇则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再加上行政障碍，无法将农业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吉尔茨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农业内卷化”。

吉尔茨的这一概念引起了学者黄宗智的兴趣，他将概念应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或“过密化”。

印度裔美国人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也丰富了这一概念。他认为所谓“内卷”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为此，他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即不成功的或背离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目标的失效行为，在这种行为下国家徒有扩张，却没有收益。

近年来，在中国颇受关注的“内卷”，无疑更接近于杜赞奇的定义，所指的是一个群体既无突变式的发展，也无渐进式的增长，长期以来只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即不成功的或背离努力目标的失效行为。在这种行为下，个体徒有努力，却没有收益。

目前，中国的农民工群体也正趋于这种内卷状态。他们又是如何卷的？答案是，制度化下“被自愿”卷入的。我们以份属台资的L集团大陆工厂为例来予以说明。该集团对生产线的工人（多由农民工充任）的要求是八点到八点两班倒。

但事实是，员工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远比这要长。首先，这些农民工被要求，每天须提前半小时到厂，听取班组长冗长的训话。这些时间是不计入工时的。有时下班后，班组长还要再次训话。再考虑到工人数量众多，无论是排队吃饭、打卡，都须耗费很长时间。

实际上，农民工每天耗费的所谓“上班”时间可高达13小时。再除去八小时睡觉时间，及一个小时的盥洗、洗衣，每天真正的空闲时间，往往不足二小时。

更为要紧的是，除每月倒班休息一天外，该集团生产线员工全月基本无休。虽然它对外宣称每周休一天，但事实上它却以鼓励员工多赚钱为由，变相取消了——你确实可选择不加班，但基于周末加班为双薪，是农民工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如没有加班，这些农民工每月只有基本底薪，这个底薪通常是每个城市发布的最低工资数。该公司并不包食，每月只补贴300元餐费。

在这种情况下，扣除伙食费、五险一金，每月所得不过2000元人民币（约423新元）。既然周末休息不现实，工资低很多的工作日休息总可以吧？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按照规定，这将涉及全勤奖、年终奖、绩效奖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工时安排，已然算是相对人性化的了；有的工厂甚至是早八点上班，到晚十点方可下班。

正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以赚取更多的钱为目的，中国的农民工便开始“被自愿”地加入到全月基本无休状态。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就此正式步入内卷之路。他们竞相将精力集中于加班上，以赚取更多工资，但与此同时也就彻底与系统化学习绝缘。缺乏系统学习的结果，必然是对即将到来的变化，如企业的自动化、机械化、人工智能化不可能有任何准备。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完全缺乏对新形势的应变能力。

同时，由于缺乏时间和精力，去陪伴和辅导下一代，无数农民工的子女成为留守一代。结果是他们的下一代也将大概率陷入类似宿命：打工—娶妻—生子—打工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的努力，实际在背离他们努力的初衷，成为失效行为。在这种行为下，他们徒有努力，却鲜有收益。中国农民工群体就此彻底内卷，内卷的结果是阶层日趋固化。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