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伯骏：选择“铁饭碗”是理性选择还是个人偏好？
2022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预计1076万人，比2021增长了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就业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清华大学在2022年1月发布了《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我们通过了解名校毕业生的职业选择，可以推测出中国应届毕业生的就业趋势、职业偏好及其现实考量。
据报告披露，清华2021届毕业生共计7400余人，与往年相比整体有所增加，总体呈现出深造和就业两大取向，分别占毕业生总数的35%和63%。
在选择深造的应届毕业生中，出国深造人数为最近三年来最低，仅517人，约占总数的7%；相较于冠病疫情之前的2019年1035人，锐减了近50%。
值得一提的是，2021届清华博士生无人出国或在境内继续深造，这与2020年的456人、2019年的489人，形成了巨大反差。在2021届517名出国深造的本硕毕业生当中，将美国作为目的地约为230人，其次为英国90人，新加坡50人，这与2020年应届生的留学目的地分布情况基本一致。除去7%的出国深造，近30%的应届生选择了国内考研或考博，这一比例比2020年小幅下降。
剩余六成以上的应届生，主要转向了国内就业。2021届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近3670人，比2020年增加了8%。其中往体制内单位或行业合计占比约为70%，包括党政机关（15.8%）、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30.3%）和国有企业（23.8%）。剩余的就业人群则选择了在民营企业（26.8%）和外资企业（2.9%）谋求发展。
六成以上的清华应届生选择了在体制内工作，似乎折射出中国年轻人择业观念的悄然转变；寻求“铁饭碗”所带来的安稳、安全、安心，成为疫情时代名校毕业生择业就业的重要考量。近些年渐进式增长的国家公务员（简称国考）报名人数，也是这一现象的例证。例如，2021年国考报名人数超过150万（比2021年增加了11万），而本次拟招录人数不足2.6万人，平均竞争比例约为55比1。
与往年情况相似的是，不限专业、不限户籍、不限经验的“三不限”岗位备受应届考生青睐；2万人争抢一个西藏阿里邮政局的普通公务员岗位，一时冲上了新闻热搜。与此相呼应的是，2022年中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报名人数再创新高，达到457万人，比2021年同期猛增了80万人，约为2018年（238万人）的两倍，然而预估录取率依旧稳定在3.5比1上下，并未呈现大幅扩招态势。
我们仅从以上主要数据，就可以看出2021届清华毕业生呈现出国比例降低、就业偏爱体制等特点。如果说留学意愿的明显下滑，是源于冠病疫情、边境管控、中美关系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作为天之骄子的清华毕业生，也偏好稳定的编制工作，恐怕更多的是出于投入—收益的现实考量了。
在机遇和风险并存的后疫情时代，“旱涝保收”的编制工作，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策略，因为比起命运多舛的民营企业和震荡调整的金融行业，“铁饭碗”能提供相对清晰的晋升路径、比较稳定的收入福利，以及比较认可的社会地位，毕业生自然会扎堆流向相关单位和行业。
这一相似的社会现象，早些年也发生在台湾，并且也面临着相似的社会背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是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与韩国、新加坡、香港并列为“亚洲四小龙”。那时候年轻人热衷于下海经商，而不会选择收入较少的公务员岗位。
受2008年金融海啸和次贷危机的冲击，台湾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参与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也逐年看涨，邮政工作人员等原本毫无吸引力的基层职位，也成为新的报考热门；与此同时，更带动了教辅培训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这背后大概透露着台湾年轻人对就业环境的担忧、阶层流动的焦虑、经济振兴的观望，以及社会转型的不安等复杂心理。
清华等名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总能不经意地引发公众关注和媒体热议。若干年前，北大学生卖猪肉、清华博士回乡务农、浙大学生淘宝开店等“异类”就业，亦都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果从个人偏好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劳动力流动日趋自由、个体发展日趋多元的背景下，我们也不妨对“天之骄子”的各类选择，报以开放的态度和充分的理解。
社会应该给数以千万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哪些政策扶持和物质保障，让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红利发挥其现实效益，让每个年轻人都能共享一种安全感、稳定感和幸福感，或许是我们在今后一段时期须要深思的问题。
作者就读于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