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舒杨：自由的牺牲品

近日听到两个拒绝接种冠病疫苗的例子：一个为了不打疫苗，不惜有意接触冠病患者，通过感染冠病来获得疫苗豁免；一个明知不接种会被公司解雇，仍坚持不打疫苗，就这样丢了工作。

在刚过去的国会辩论上，听到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潘群勤提出的休会动议，想起上述个案。尽管他们拒绝接种的原因不详，但两人为了不接种而不惜承受的代价，却超乎多数人的想象。

上月宣布的工作场所指导原则在1月15日生效，只有完成接种、证实因健康理由无法接种，或是过去180天内从冠病康复的员工，才能返回工作场所。那些未接种的员工，如果工作性质不允许居家办公，雇主可要求他们拿无薪假或终止聘约，不会被视为不当解雇。

截至本月2日，本地超过98%的雇员已完成接种，但未接种的雇员仍有4万8000名，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健康原因。疫情持续两年，反反复复几经周折，这不到2%的人仍甘愿面对诸多不便，甚至牺牲生计，必然有对他们来说很强大的理由。

如果不是出于健康原因而拒绝接种，很少人会愿意接受媒体访问，所以难有对这一群体比较清晰的画像。暂且从西方媒体对坚决不接种者的报道来看，常见原因不外乎两种：对冠病疫苗未知危害的担忧，以及对强制性政策的抵触。

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潘群勤希望为这一小群人发声，认为政府不该让他们陷入两难。她说：“虽然政府政策不可能顾及每一个人，但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有一些例外，并为他们留有余地。”

作为反对党，针对政府推行的政策，提出少数人可能面对的困境，可说是职责所在；作为执政党，政策一旦确定要推行，则往往要将“余地”最小化，才能达到效果。休会动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史上最大公共卫生危机之一的威胁下，政策的回旋空间十分有限。

政府想让员工返回工作场所的决心是明确的，而要创造一个员工可以放心进出的环境，强制接种是最直接的举措。

事实上，即便在个人权利至上的美国，不少企业也开始实施疫苗差异化措施。虽然总统拜登的强制员工接种政策刚被最高法院驳回，但谷歌和花旗等企业已宣布“没接种，没工作”（no jab, no job）。这无疑凸显出，冠病大流行的特殊性，已间接提高大众对相关强硬措施的接受度。

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本地，工作场所的差异化措施，似乎都取得不错的效果，成千上万的人举了白旗，赶着去接种。这不难理解——经济不景气，人们得有多坚持，才会宁可丢掉饭碗？但在漂亮数据的背后，崇尚柔性管制的人看到的，是边缘人士被迫低头的无奈。

于是问题来了，而这也是休会动议的诉求：如果未接种者已属极少数，一个拥有高免疫力的社会是否有余裕，对这极少数人给予包容？

在理想世界，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现实世界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往往伴随着责任与约束。没有人是平白无故，欢天喜地去接种疫苗的；每个人最终决定接种，也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妥协，选择“从善如流”。他们能否接受集体分摊极少数人所带来的风险，即便这个风险几乎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从网络舆论来看，我们距离理想世界，还很远。

（作者是《联合早报》数码内容主任 shuyang@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