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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舒杨:自由的牺牲品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2-01-16 07:24
王舒杨:自由的牺牲品

近日听到两个拒绝接种冠病疫苗的例子:一个为了不打疫苗,不惜有意接触冠病患者,通过感染冠病来获得疫苗豁免;一个明知不接种会被公司解雇,仍坚持不打疫苗,就这样丢了工作。

在刚过去的国会辩论上,听到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潘群勤提出的休会动议,想起上述个案。尽管他们拒绝接种的原因不详,但两人为了不接种而不惜承受的代价,却超乎多数人的想象。

上月宣布的工作场所指导原则在1月15日生效,只有完成接种、证实因健康理由无法接种,或是过去180天内从冠病康复的员工,才能返回工作场所。那些未接种的员工,如果工作性质不允许居家办公,雇主可要求他们拿无薪假或终止聘约,不会被视为不当解雇。

截至本月2日,本地超过98%的雇员已完成接种,但未接种的雇员仍有4万8000名,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健康原因。疫情持续两年,反反复复几经周折,这不到2%的人仍甘愿面对诸多不便,甚至牺牲生计,必然有对他们来说很强大的理由。

如果不是出于健康原因而拒绝接种,很少人会愿意接受媒体访问,所以难有对这一群体比较清晰的画像。暂且从西方媒体对坚决不接种者的报道来看,常见原因不外乎两种:对冠病疫苗未知危害的担忧,以及对强制性政策的抵触。

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潘群勤希望为这一小群人发声,认为政府不该让他们陷入两难。她说:“虽然政府政策不可能顾及每一个人,但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有一些例外,并为他们留有余地。”

作为反对党,针对政府推行的政策,提出少数人可能面对的困境,可说是职责所在;作为执政党,政策一旦确定要推行,则往往要将“余地”最小化,才能达到效果。休会动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史上最大公共卫生危机之一的威胁下,政策的回旋空间十分有限。

政府想让员工返回工作场所的决心是明确的,而要创造一个员工可以放心进出的环境,强制接种是最直接的举措。

事实上,即便在个人权利至上的美国,不少企业也开始实施疫苗差异化措施。虽然总统拜登的强制员工接种政策刚被最高法院驳回,但谷歌和花旗等企业已宣布“没接种,没工作”(no jab, no job)。这无疑凸显出,冠病大流行的特殊性,已间接提高大众对相关强硬措施的接受度。

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本地,工作场所的差异化措施,似乎都取得不错的效果,成千上万的人举了白旗,赶着去接种。这不难理解——经济不景气,人们得有多坚持,才会宁可丢掉饭碗?但在漂亮数据的背后,崇尚柔性管制的人看到的,是边缘人士被迫低头的无奈。

于是问题来了,而这也是休会动议的诉求:如果未接种者已属极少数,一个拥有高免疫力的社会是否有余裕,对这极少数人给予包容?

在理想世界,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现实世界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往往伴随着责任与约束。没有人是平白无故,欢天喜地去接种疫苗的;每个人最终决定接种,也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妥协,选择“从善如流”。他们能否接受集体分摊极少数人所带来的风险,即便这个风险几乎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从网络舆论来看,我们距离理想世界,还很远。

(作者是《联合早报》数码内容主任 shuyang@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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