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柳：看不见的中年女性

上海友人风尘仆仆来新加坡出差。饭局中，这位在跨国公司担任多年的女高管，谈起最近工作动向和育儿经都神采飞扬。

话题转到兴趣爱好，她忽然声调放低，语带羞怯：“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最近在追星。”

几经盘问，才知道追的是中国一名新生代唱跳歌手。

中年女性追星不是新现象。早在20年前，韩流风靡全球，韩国演员裴勇俊就凭借《冬季恋歌》，倾倒一众日本中年女性。

毫无疑问，中年女性追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在经济上更加独立，掌握更多话语权，更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和心理需求的满足，为追星提供足够的主观和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追星现象也打破社会对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这背后是更加多元的社会价值体系，以及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在支撑。

但从中国主流媒体的叙事角度和舆论方向来看，情况并不像想象的那么乐观。

舆论在讨论这一群体时，常以“娱乐优越感”的姿态俯视，不少报道视角带有猎奇、怪诞甚至讽刺意味，将中年追星与文化品位低、黄牛、饭圈乱象、氪金（编按：网络用语，指支付费用）陷阱等负面标签捆绑，反映出社会对中年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

的确，前有“中老年妇女收割机”的短视频博主“秀才”，后有批量制造“爱情”的博主假“靳东”，针对中年女性追星群体的诈骗案例屡见不鲜，须要警惕。但这些案例背后更值得探讨的，是中年女性的集体困境不被看见。

英国作家卡罗琳（Caroline Criado Perez）在畅销书《看不见的女性》中指出，女性的需求和经历通常被忽视，因为现代社会的许多设计、政策和决策，是基于男性的生活经验制定的。

这一点在中年女性身上更加突出，她们不仅因为性别处于被动地位，还叠加年龄和身份的不利因素，导致需求被模糊，甚至被消失。

尤其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年女性的形象往往和“贤妻良母”挂钩，过往文学影视作品中，对中年女性发出的赞美，不是以她们自身为主体，而是基于她们对别人的奉献和付出，比如“贤内助”“背后的女人”，她们因此也成为个性缺失、面目模糊的群体。

在这样的价值设定中，中年女性没有条件、也羞于主张自己的需求，她们的需求也就不会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公共议题。

所幸随着时代的进步，她们现在有条件、也有意愿去实现个体需求，但囿于传统文化和社会舆论高高在上的评判姿态，在追求的过程中仍然充满自我怀疑。

澳大利亚作家塔比瑟·卡万（Tabitha Carvan）在《我要快乐！当妈妈们开始追星》一书中也提到：为何女性，尤其是成为母亲的女性，总为自己的爱好感到羞耻，无法毫无愧疚地追求快乐？

她认为，在传统认知中，女性的休闲活动总是包含着生产性质，包含着诸多隐性的劳动负担，而不像男性，可以投入到纯粹的、无所事事的“玩耍”中。

这可能间接造成，当女性想要投入到诸如“追星”这样一种纯粹“玩耍”中时，就会不自觉地感到羞愧。

中年女性想要一份纯粹的快乐，须要冲破如此多社会樊篱规训，还要跨越如此多自我认知的鸿沟。归根究底，是因为她们没被看见，没被听见。

下次上海友人若再谈起追星爱好，我想提醒她：大点声，无须压低声调。

（作者是《联合早报》中国新闻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