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成：“首尔之冬”揭开的地缘政治隐痛

韩国总统尹锡悦12月3日晚间突然宣布戒严令，声称要铲除“从北分子”，维护自由宪政制度。不过，不到几个小时即宣告失败，尹锡悦本人是去是留尚未可知，然而政治生命已然进入“垃圾时间“。

“首尔之冬”不仅折射韩国左右斗争，更是全球化退潮的世界氛围下，韩半岛两国内部乃至美中日等多方势力互动，合力产生的“偶然性的必然”。笔者认为，在这个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时代，韩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地缘政治炸弹”化，一如朝鲜。唯一能同时影响朝韩的大国——中国，无疑对半岛的紧张负有责任，也不得不在可见的将来承担巨大地缘隐患。

此次闹剧最值得注意的是尹锡悦的言辞：称呼反对派为“从北势力”。从军政府时期开始，韩国左右两派就热衷于相互攻击对方攀附外部势力：右派攻击产生于民主运动的左派为“从北分子”，左派则视右派为亲日势力，甚至是日据时期“韩奸”余孽。

尽管韩国民族主义以反日为着力点和政治正确，但社会精英包括医学界、法律界和大企业的传统均来自日治时期，无限扩大的反日，无异于极端反建制：2000年代左派人士主导的“韩奸“名录中，甚至包括金钟五、白善烨等一众开国元勋；与此同时，韩国社会政治文化也深受冷战塑造，抵制“从北分子”以及朝鲜官方也是政治正确。然而，北方毕竟仍被视为同胞兄弟。

“反日”和“反共”政治话语体系的互撕，伴随崭新的民主体制下左右互搏，延续到1987年以后。尽管独裁政权骨干皆遭到转型正义的司法审判，但军政府代表的保守势力，仍依托财阀力量和社会强大的保守文化传统，在民主时代占据一席之地。双方的历史恩怨仍未了结，社会的彻底和解仍遥遥无期。

戒严公告中“从北”中的“北”，确实有搅动半岛乃至东北亚局势的潜力。冷战后，让朝鲜崩溃论者大跌眼镜的是，平壤官方竟逐渐探索出新的独立生存模式，即通过南北对话获得经济资源，并以萨拉米香肠战术，在21世纪初逐步将自身强化成一个“成熟的核大国”。

朝鲜的核策略使韩国面临沉重的国防压力，左右双方外交策略的撕裂愈演愈烈：右派上台一味亲美亲日反朝，左派上台则立即转向。这种国家定位的不明确，使得域内和域外大国，都逐渐对韩国在东北亚的战略作用心存疑虑，并将韩国拖入丧失信任的危险境地。如此，韩国既是地缘政治不确定的受害者，又因为内部撕裂与外部紧张的恶性循环，不断滑向地缘政治不稳定的制造者。

1990年代中韩建交以后，韩国的技术和投资，对改革开放和探索市场化的中国具有强大吸引力。中韩之间上升的经济诉求，也难免包含一部分政治诉求，最终，中国作为朝核六方会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开始了冷战后独立处理甚至试图主导半岛事务的尝试。

平壤无疑做到善用北京的“怕乱”心态。尽管北京一贯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立场，但由于意识形态问题，中国惧怕其他国家实现民主化和政权剧变，对朝鲜半岛剧变和难民潮的恐惧，使得北京屡屡选择偏袒朝鲜。作为六方会谈中唯一能联通朝韩的大国，北京的无为给了朝鲜更大的自由空间，六方会谈也很快无疾而终。

然而，逃避问题终究不能消除风险，最多只能拖延。全球化的盛世逐渐退潮，中国引以为傲的经济增长一落再落，不仅成为新兴发达国家的“小民幸福”目标逐渐渺茫，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的“大国崛起”野望也变得难以实现：从2021年到2023年，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之比，从75%下滑到64%，“增长的极限”逐渐清晰。在世界紧张度迅速上升的当下，中国不仅须要面对内部转型的巨大压力，还要面临隐藏的朝鲜半岛冲突风险——这一风险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被证明比台湾海峡的“灰犀牛”更加致命。

作者是海南自由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