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如何从“民族屈辱史”中走出来？

笔者认为，抛开类似“黑幕布”的政治因素，在看待民族屈辱史时，应该秉承一个原则：抛开具体的民族，把目光聚焦在其中的罪（sin）与罪行（crime）。

如何面对群体记忆相对更清晰的民族近代史，尤其是其中的屈辱史，是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在中国，所有的官方教科书都会强调近代的民族屈辱史，尤其是日本法西斯时代的侵华战争，仿佛用屈辱史能凝聚起人民的某种意志。事实是否如此？凝聚起来的意志的行动目标是什么？能否从屈辱史中发掘出指导一个民族未来发展的有用元素？如何在现代生活中看待民族屈辱史和其中涉及的“敌人”？ 笔者出生在1970年代的中国北方一个港口城市。在幼年时期模糊的记忆中，非常清晰记得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血疑》等等，甚至比欧美的进口电影电视节目都要清晰。到了1990年代，港台风北上，喇叭裤、金庸、四大天王、小虎队……日本的现代文化影响在中国北方已经非常弱，在中国大陆影视中，取而代之的是对1931年至1945年这14年战争的反复重现，比如《南京1937》(1995年）《屠城血证》（1987年），以及偶尔出现在媒体上的中国民间团体对日本政府提出赔偿申请的消息。 中日政府在这一时期某些更有现实意义的合作，并没有得到中国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比如从1979年开始的日本援华计划（ODA）。这是一种刻意的忽视，还是有意的误导？对中国人民来说，政府的意图难以得知，但后果却在30年后的今天显现。在中国频繁出现的针对日籍人员和涉日财产的伤害，以及在某些公共空间对日式服饰的莫名其妙敌意，都很难不让人去思考萌发这类事件的社会心理培育过程。 虽然社会心理的形成非常复杂，但舆论环境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重大影响因素。在近10年的中国，舆论环境对于媒体内容、书籍、历史事件的叙述、政经事件和人物的描述，无不受到严格管制；所造成的后果是，对于同一件事，中国舆论几乎只有一种声音，政府谓之“和谐”。这明显与社会和人的“多样性”本质不相符。用已故大陆政府领导人邓小平的话来说，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这些外在因素，对于受到影响和限制的个人来说，就像一块黑幕布，遮挡在事实外面。即使没遮挡，事实也往往难以认清，何况添加人为的遮盖和过滤。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钱信伊（Ronny Chieng）是马来西亚华人，在新加坡受教育，他曾在节目中提出疑问：仅仅经过一代人时间，日本是怎么从热衷于残暴的人体试验，转变成彬彬有礼、喜欢玩宝可梦的社会？ 这也是笔者曾经耿耿于怀的疑问，因为这和我这代人从小接收到的主流信息大相径庭，也使笔者在美国读研究生期间，在初次面对来自日本的同学时，心存芥蒂。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心理，我们不应该习以为常，应该努力去拔掉这根刺。 这根刺并非仅存在于中日历史隔阂与政经交流中。在探讨二战后犹太人与德国人关系时，德裔犹太作家蒙克（Yascha Mounk）描述针对这类“受害者”社会心理的几种现实性答案：忘记过去的历史活在当下，或者离开永不见面，当然还有刨根究底的辩论（见《东方历史评论06》2015年）。蒙克选择离开德国，永不见面。但是，真的能奏效吗？他在美国知识圈里依然遇到同样的社会心理困境，对方甚至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

极权主义集团都有犯罪动机

笔者认为，抛开类似“黑幕布”的政治因素，在看待民族屈辱史时，应该秉承一个原则：抛开具体的民族，把目光聚焦在其中的罪（sin）与罪行（crime）。因为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角度去看，犹太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这些战争罪行，都有共同特点，就是践踏人类现代社会关于善恶的共同价值观，违反人类社会特定领域的法律，是纯粹的恶。德裔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过：“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端的，而从来不是根本的。”（《我愿你是你所是——汉娜·阿伦特传》）。 仔细考察这些反人类的罪恶行为，我们会看到始作俑者也都有某些共同的、更加隐蔽的动机，比如经济性（节省给战俘的口粮，打消反抗者斗志），比如煽动性（诱骗人民团结起来共同犯罪，转嫁社会危机），比如功利性（激发己方军人原始的兽性和战斗力）。这些罪和罪行也不是纳粹德国或法西斯日本所独有的，一切缺乏权力制衡的极权主义集团，都具有这类犯罪的潜力和动机，对全体人类的现代文明是巨大威胁。 当我们聚焦到某个民族，尝试举起“民族主义”这杆大旗时，一切又被复杂性和情绪性重新遮盖和过滤了。不仅因为“民族”是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更因为民族是个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概念。严格来说，“民族”和“屈辱史”是两个不应该纠缠的概念，因为民族的构成在历史中不断变化。屈辱史中体现的罪和罪行，在内涵上并非针对某个特定种族，而是针对“人”。比如说，法西斯日本旧军队那些反人类的罪行，不仅针对中国人，也同样针对韩国、东南亚、澳大利亚、英美，甚至当时日本国内的反战分子。在欧洲，纳粹德国不仅屠杀犹太人，也对吉卜赛人进行种族屠杀。这些罪行，有更加根本性的、隐蔽的动机。 “民族屈辱史”这种说辞，就像一台望远镜，限制眼界的宽度，也限制视野的解析度。表面看来似乎目光远大，让人情绪高昂，实则目光浅薄、狭隘。“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沉迷于屈辱史，甚至在社会舆论中歪曲成“仇恨史”，就像孔子口中的“小人”，整日忧心忡忡，担心一些“莫须有”的问题。如果出于阴暗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试图通过舆论环境，刻意培养和塑造民族甚至种族仇恨史，那只能造成一种狭隘而畸形的社会心理，使得其中每个人都被仇恨包裹，被历史包袱压垮，给极权主义集团予可乘之机。 这样的意识形态，延缓和阻碍我们去看清那些历史事件中针对“人”和“人权”所犯下的罪与罪行，甚至使这样的洞察变得不可能。难道这不是反人类战争罪行，在人类社会中反复重现的原因之一吗？看看今天的中东地区以哈冲突，同样的罪行以不同名义，仍然在人间大行其道。

作者是北京金融数据服务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