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瀚森:企业并购的电车悖论
综合考虑各利益方诉求、社会舆论、政府监管等等叠加因素,大型企业的并购不是一道如此简单的算术题,而更像是一道复杂的哲学及伦理学命题。
保险业巨擘德国安联并购英康保险呈现出一波三折的剧情,随着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并购案按下了暂停键。剧情是“暂停”而非“剧终”,是因为黄循财总理就此事件强调,政府支持英康保险与有实力的伙伴合作,以加强它的资本基础和市场地位,并对英康在未来与安联或是其他企业达成新的交易,保持开放态度。
安联也就此发表声明,表示将与各利益相关方评估交易情况,并且深信相关的并购合作将使新加坡客户与社会受益。
如果把并购案看成是一段婚姻,那么在英康家人的反对声浪中,安联仍然对英康一往情深,相关故事是否有续集,并成就“王子公主甜蜜结合,从此开启幸福美满人生”的完美结局,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
当然,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并购案,也许没有如此浪漫的剧情。企业并购是企业之间为了优化企业的规模效应及协同效应,从而能够更大程度地释放出企业价值,让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处于强势的并购方,必然具备资本实力或品牌统治力,而另一方则必然拥有可评估的市场价值:现金、资产,或是市场网络及客户资源。
就以安联收购英康案为例,作为被并购的一方,英康显然是“一只抱着金蛋的鹅”,在从之前的职总英康合作社模式向英康保险企业化过渡的过程中,英康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豁免,保留了20亿元的盈余资金,不必退还给合作社及相关政府机构。安联此次出价约22亿元收购英康51%的控股股权,一方面显著提高了本身在新加坡市场的占有率,同时在并购完成后,展开退还18亿5000万元给股东的减资计划,一加一减之间,安联用约12亿元就把英康“人财两得”收入囊中,是一招让人拍案叫绝的商业妙棋,却遗憾地忽略了狮城的社会观感。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理性地认识到,英康虽然还是“抱着金蛋的鹅”,但是否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下金蛋,以回馈新加坡国民,却须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新加坡仅600万人口的袖珍市场中,保险业已是一片红海。英康当前的控股股东职总创优所发表的文告中,就透露出竞争焦虑:本地市场竞争环境已然沧海桑田,如今有超过40家全球、区域和本地保险业者,在逐渐饱和的新加坡保险市场里竞相发展。英康在企业化后面临的困境是,不仅在大众保险产品(如汽车险、旅游保险)失去竞争力,同时也在政府与大机构投标框架下,失去多个重要合约。
至于上述提到的20亿元保留盈余,可以视为英康独自在商业红海里拼搏的“安身保命之本”。在商言商,如果英康与安联能够并购成功,所产生的规模效应与成本效应,使得英康反而不再需要那20亿元的救生圈,从而能够实现削减18亿5000万元股本的瘦身健康计划。
什么是价值与道德上的最优解?
只是,综合考虑各利益方诉求、社会舆论、政府监管等等叠加因素,大型企业的并购不是一道如此简单的算术题,而更像是一道复杂的哲学及伦理学命题。
哲学界著名的“电车悖论”:一辆失控的列车正要经过一个岔道口,而岔道的两段轨道上,一边躺着五个人,另一边躺着一个人,如果你有能力扳动轨道方向,你会选择列车驶向哪一边?
如果把这道悖论代入企业并购,将成为“地狱级别”的超级难题:让电车在岔道口暂停下来并非答案,失控的列车(被并购企业)上还有乘客,只有移动(并购成功)到安全位置才能解救列车及乘客,那么,在两边轨道上的五个人与一个人(代表各利益相关方),孰轻孰重,什么才是价值上以及道德上的最优解?
新加坡作为小国,在资源与市场方面具有局限性,使得本地企业不容易成长为世界级巨型集团。建国总理李光耀及第一任财政部长吴庆瑞等第一代领导团队,在建国之初就高瞻远瞩地设立政府投资臂膀,通过政联企业或合资方式,参与创立并壮大第一批大型企业,包括新加坡航空、新加坡石化、新电信、星展银行、国家钢铁公司、三巴旺船厂等等值得国人自豪的企业品牌。职总英康与储蓄银行类似,因为致力于服务中低收入阶层而成为国民品牌。
距离建国将近一个甲子的今天,世界风云变幻,全球化的当下,企业要壮大必须走向国际,但新加坡作为开放市场,本地企业也必须面对无数外资过江猛龙的激烈竞争。通过主动或被动的企业并购,一些企业得以生存下来并做大做强。犹记得1990年代,为应付外来金融巨头的挑战,新加坡银行业迎来并购浪潮,储蓄银行被“自家人”新加坡发展银行收购,算是一场完美婚姻;华联银行则不得不接受大华银行的收购建议,令创始人连瀛洲流下热泪。
与此同时,一些大型企业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例如,曾经是世界前三大晶圆制造企业的特许半导体因为长年亏损,2009年被卡塔尔投资公司收购,品牌消失;前总理吴作栋曾经担任过总裁的标志性航运业者海皇轮船,同样因为后期的巨额亏损,在2016年被法国达飞轮船收购,不再是新加坡品牌。
新加坡的政治领导层如今已经过渡到以黄循财为领导的第四代,在当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建国之初的天时地利,已经不再是领先优势,新加坡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更有实力、更有创新力。如果政府就是那位处于电车岔道口的决策人,如何让列车安全到站,并尽可能最大化地满足各利益方的诉求,加减之间,考验着第四代领导层的施政智慧。
作为新加坡企业人,在考虑企业生存利益的同时,也必须兼顾社会责任,如果有一天须要回答那道“电车悖论”难题,可以用超级英雄蜘蛛侠的名言来勉励自己: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作者是亚太区域企业集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