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森林：韩江获诺奖给我们的启示

时移世易，我们欣然看到通过作家、编辑和媒体的不断努力与自我克制，新加坡相对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正在逐渐形塑与营造中。

今年10月10月，瑞典学院宣布韩国女作家韩江获得今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两天后，《联合早报·言论》发表王庆民评论文章《韩江获诺奖与韩国文化灿烂原因》。此文深度剖析了韩国的文化成就之所以能“远超国土面积和人口在世界上的比重，乃至比它高度繁荣的经济还胜一筹”的原因，其中两大因素是：一、韩国充分自由的创作环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心与关怀，以及韩国人强烈的民族情感、危机意识和自省精神；二、韩国文学和影视作品不仅不避讳敏感事件，还会大书特书。这种“敢言”精神正是韩国文化灿烂辉煌的关键。真实最能打动人心，自由创作才能充分挖掘真相和抒发情感。

王文给了我很大的触动，阅读时脑海中翻转了许多画面，以及联想到一个终极问题：新华文坛能从韩江获诺奖中得到什么启示？

张挥小说涉及华教问题的意义

今年8月27日，82岁的新加坡华文作家张挥离世。张挥是新华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人物，王庆民笔下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心与关怀”，正是张挥生前的最佳写照。

1968年1月，张挥被派到武吉班让中学的华文部教美术。1970年开始，他帮忙教一两班中三的华文。自此，张挥以他所熟悉的母语教美术和华文，与学生之间的互动频繁。

张挥生前忆述，1970年代初的武中，在武吉知马、蔡厝港和林厝港一带的乡区颇负盛名，武中的华文源流中四会考成绩，全国数一数二。那时武中也开了一班华文高中课程，会考成绩同样顶呱呱。毕业生中有不少华文精英，后来有的成为作家、歌星、画家、作词人、政党候选人，甚至还有学生为了“理想”而走进马来亚森林。

然而，1980年，武中不开中一华文班，这是教育部要统一教学媒介语的前奏，换句话说，四年后，武中从中一到中四，再也没有华文班，所有的华文老师再也不能以华文教历史、地理、科学、数学等科目了。华文老师面临很大的冲击，而那些从华文小学升上中学的学生，一下子都要改以英文来学习，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很大，有的学生甚至在心理上抗拒学英文而与英文老师起冲突。

这些华校师生所遭遇的委屈和伤痛，是张挥创作的原动力。这个时期，他创作了不少微型小说，收录在小说集《45.45会议机密》和《十梦录》中。

1991年，张挥在接受希尼尔专访时表示：“作为一个写作者，既要不满‘社会现实’，也要不满‘作品现状’，才能鞭策自己做各种创作上的尝试。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年代，如果能将这一历史阶段的新加坡华文教育知识分子的历史忧患给反映出来，是很有意义的。”正是由于这种情真意切的母族文化情感的推动，使得张挥可以写出一篇又一篇感人至深的小说。

1992年，张挥以《45.45会议机密》一书获得全国书籍奖华文小说奖，也因为书中涉及教育问题而引起关注，国家艺术理事会推荐张挥到曼谷领取东南亚文学奖。同年9月11日，《联合早报》刊登张挥获颁东南亚文学奖的新闻，张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作品大多数是伤痕文学，这次能够得奖，心中感到很欣慰，这表示国家艺术理事会已开始重视作家的心声。”

这则推荐得奖的新闻不长，却具有两个特殊意义：官方对于内容涉及敏感的华文教育问题的文学创作，抱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这也是与新华文学相关的“伤痕文学”关键词最早出现在新加坡媒体。

张曦娜和海凡突破禁忌

2017年，张挥第二部长篇小说《烟事袅袅：一个吸烟者的记忆战争游戏》面世。如果说1980年代末开始书写《网中人》等教育问题小说，是张挥第一次尝试突破禁忌，那么，《烟事袅袅》则是他第二次尝试突破禁忌。

此书出版前，张挥曾向我表示，由于内容具批判性，他担心所领取的写作津贴会被官方收回。我告诉他放一百个心——既然小说的故事大纲已呈交上去并获得批准，而他的小说情节是根据既定故事大纲而写，官方就没理由收回已发给他的写作津贴。事后证明，他当时是多虑了。

官方愿意为《烟事袅袅》提供写作津贴，进一步证实对于反映与批判社会现实的文学创作采取包容态度。这部具强烈批判意味的长篇小说，在2018年获得新加坡文学奖，同样传达一个重要信息：我们的社会正处于逐渐接受批判性文学创作的成熟阶段。

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华校走入历史。我们无须继续沉浸于这一段华文教育变革所带来的悲伤中，但我们必须为这段与许多国人有着切身关系的历史，进行记载与梳理。

张曦娜是另一位笔锋触及“变流教员”的新华作家。今年9月下旬，早报《文艺城》发表其短篇小说《奎因街》，里头就有当年变流教员的身影投射和处境描绘。

其实，早在去年8月和11月，《文艺城》发表张曦娜短篇小说《在北角》和《边城2009》，即昭示着在外在环境条件较为宽松的情况下，报章副刊编辑在接受文学创作的尺度上，已突破许多无形的禁忌与禁区。张曦娜曾向我表示，她之所以在1980年代参加文艺创作比赛时，创作内容比较敏感的小说，例如突出华文教育课题、左翼人士的遭遇等，这可能是因为如果不是因参加比赛，平时这类题材的小说比较难以让报章副刊编辑接受。

时移世易，我们欣然看到通过作家、编辑和媒体的不断努力与自我克制，新加坡相对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正在逐渐形塑与营造中。

包容、自由和多元

今年9月10日，在新加坡文学奖颁奖礼上，海凡的《雨林的背影》脱颖而出，获颁华文小说奖。评审评语写道：“在新马作家中，虽然雨林游击的题材并不鲜见，但海凡的《雨林的背景》独具一格。海凡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将雨林中的艰辛和复杂情感生动地呈现出来。他不仅关注‘雨林’和‘斗争’，还深入探讨了马共成员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小说真实地再现了马共武装斗争的背景和情境，充满了无奈、悲愤和茫然的情感。海凡通过自己的经历，让读者感受到马共成员在面对斗争和理想时的复杂情感。”

海凡在接受早报副刊记者孙靖斐采访时说：“《雨林的背影》对现代新加坡而言，是一段边缘陌生的生命经历，文学奖的肯定反映本地文学文化更加包容、自由和多元。这三者，是滋养文学艺术发展的繁盛土壤。”

希望敢言精神、不避讳敏感议题，再加上包容、自由和多元的土壤与环境，能孕育属于新加坡的灿烂文化。若然，则是韩江获诺奖带给新华文坛的最重要启示。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