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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振扬: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对中国是否重要?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4-10-07 07:45
廖振扬: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对中国是否重要?

说到底,中国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是,谁在11月入主白宫并不重要。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对两位候选人改变对中国的对抗性态度,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这样反而更好,因为两人的确不会这么做。

也许全球有近40亿人投票的2024年可称得上是选举之年,但最受关注的还是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毫不夸张地说,在当前这个多重全球危机并存的时代,这场选举不仅对美国人,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事关重大。

从历史上看,美国总统选举的重要议题很少涉及外交政策。当然,也有例外。越南战争最激烈的1968年是一例,全球反恐战争和入侵伊拉克成为关注焦点的2004年则是另一例。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导选举辩论并影响选民的是国内问题(主要是经济方面)。

然而,在这次的竞选过程中,国内外问题却被混为一谈。可以肯定的是,国内问题仍然是最重要的,但从竞选言论来看,它们已与有关中国的政治论述融为一体,特别是指中国如何明显地窃取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和知识产权,因此须要征收关税和实施产业政策。这对北京,以及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来说,当然不是好消息。

对华政策:连续性大于变化?

那么,特朗普和哈里斯这两位美国最新上演的政治大戏中的主角,会如何应对中国挑战?

就前总统特朗普而言,我们可从他在任的四年看出一些端倪。在执政期间,特朗普政府精心布局,来个政策急转弯,背离当时盛行的对华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转向大国竞争。 

特朗普的政府充斥着对华鹰派,他们更乐于将经济相互依存视为摩擦的主要根源,结果先是爆发了贸易战,随后又引发了科技战。在这段期间,特朗普对中国采取傲慢而强硬的立场,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做法会导致双边关系急剧恶化。

特朗普远非一些人所以为的孤立主义者,实际上,他重新关注亚洲—太平洋,包括将其更名为印度—太平洋,认为这是美国国防利益的重要地区,并把目标对准中国。地区安全盟友和合作伙伴对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表示欢迎,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六亲不认的交易型手段却让他们深感不安。

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以反复无常而闻名,但有一点却是始终如一:他讨厌贸易逆差。因此,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可以肯定的是,他将再次被坚定主张征收关税的对华鹰派包围。事实上,之前在特朗普政府任职,又没有与他闹翻的一些人,已经在伺机而动。

要想预测哈里斯政府的对华政策,就必须首先了解她将从拜登总统那里继承什么。毕竟,他是她目前的上司。

值得注意的是,现任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没有抛弃继承自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拜登总统和他的团队反而加快这些政策的实施,并对其进行微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拜登政府执政初期就提出这一方针,他将美国的对华方针描述为“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

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前者更倾向于积极主动的外交和建立国际伙伴关系,预计哈里斯也会这么做。特朗普喜欢以交易和单边主义的方式处理全球事务,而拜登则通过加强四方安全对话(公平地说,这一机制是特朗普政府重新启动的)、深化日韩美三边合作、加强与菲律宾的防务关系,以及发起由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组成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方式,致力于与友邦和盟国建立伙伴关系。

同时,拜登还出台具针对性的“小院高墙、去风险”政策,主要侧重于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和设备,但也通过旨在振兴美国工业和经济关键部门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和晶片法案(CHIPS Act)等产业政策加强这一战略。

候选人至今说了什么

无论谁当选,我们都很可能发现,在对华政策的实质内容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两位候选人都发表了一些可能预示未来政策方向的含糊其辞的言论,但在解读这些言论时,最好还是谨慎一些。

在共和党方面,特朗普曾批评台湾制造业的发展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有必要让这些就业岗位回流到美国人身上。特朗普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都坚持认为,盟友应该为自己的国防承担更大责任。特朗普还进一步建议,除了对所有外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外,还要对中国征收60%的关税。然而,在一片叫嚣声中,我们应记住一个事实,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实际上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有所扩大。

哈里斯身为副总统,在深谙国际外交事务的现任总统手下工作,对外交政策的接触却比人们想象的要少。事实上,在外交政策方面,她目前只一心想着与以哈战争保持距离;这场战争已在加沙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并可能在国内给她带来重大问题。讽刺的是,在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的几天后,哈里斯就同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会面;这是自事态发展出现变化后,她首次与外国领导人举行重要会晤。

中国须面对的现实

在中国问题上,哈里斯除了粗略地谈及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以及采取“去风险”做法的必要性之外,就几乎没有发表过其他这方面的言论。尽管如此,必须指出的是,身为副总统,她忠实地遵循了拜登的对华政策框架。另一点值得考虑的是,她的竞选搭档沃尔兹对中国很熟悉。他曾于1989年在广东任教,后来带领学生代表团访问中国。

乐观主义者会推想,这份熟悉和经验或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发挥微妙作用,而这正是万斯所缺乏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个人经历在政治领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毕竟,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85年在艾奥瓦州度过的那几周,对他如何看待或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有任何影响。

说到底,中国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是,谁在11月入主白宫并不重要。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对两位候选人改变对中国的对抗性态度,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这样反而更好,因为两人的确不会这么做。但起码认清这一点,有望让两国在未来四年寻找坚固护栏的过程中,对能够或不能实现什么,有更合乎现实的看法。

作者Joseph Chinyong Liow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顾问、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陈嘉庚讲席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原载《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

黄金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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