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减”大回调：看中国经济的“立”与“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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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培行业又活了？”这是中国很多教培从业者在8月3日发出的疑问。

当天，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20项重点任务，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内容包括“推动社会培训机构面向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以及“指导学校引进第三方机构提供的非学科类优质公益课后服务”。

受到关注的原因不难理解，几乎整整三年之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目标是“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该政策被称为“双减”，措辞严厉程度超过市场预期，有投资人立即认为“这个赛道基本上废了”。

三年之后，再提促进教培发展，让低迷两年的行业在错愕之后大喜——新东方、凯文教育、行动教育、昂立教育、中公教育等教育股票连续涨停。

这一变化，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采访从业者、学生家长，以及经济学家，回顾教培行业巨变，并以此管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巨痛”后刚刚适应

“我们公司总部在上海，做K12（涵盖小学中学12年）英语培训，分校遍布全国。”李思（化名）在一个三线城市运营分校，她介绍，2021年双减之前，自己在当地开设两个校区，一大一小，双减之后开始痛苦转型，关闭较大的校区，保留较小的校区。

“然后就是调整内容，不再搞政策不允许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内容，而是聚焦学龄前的英语启蒙，然后增加了课后托管的业务。”李思表示，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得不裁员60%以上，雇员从七八十人减少到二十多人。

根据中国媒体估算，中国校外培训机构从业者超过1000万人。而行业裁员比例在双减后估计达到50%以上。

转型后，李思的培训学校一直收入一般，因为英语启蒙、课后托管等业务，需求远不如学科培训那么高，所以李思的学校面临营销费用的上涨，“以前获客很容易，现在生意大不如前”，一直维持较小校区的运转，无法重回双减前的规模。

“以前，大概班里一半的孩子都会上补习班，家长们都是一传十，还有介绍抵扣学费的优惠。”家在河南省郑州市的魏淑娟有一个13岁的儿子和一个8岁的女儿，儿子曾经报过不少课外教辅班，女儿上学时已经在双减政策实施之后，没怎么报过班。

“那时不可能不报。”魏淑娟举例，如果孩子在班里排第十名，而他“前面五名和后面五名学生”都在课外补习，对家长和孩子的压力都很大，除非是那种全凭自己就能保持前几名的孩子，否则不论学习好坏，都面临这种压力。

魏淑娟认为他在报班上还算克制，以前每年控制在1万元左右，主要是办了张英语教育机构的年卡（7000元），期末考试前会请家教（3000到5000元）。

魏淑娟很庆幸双减后节省了这笔费用，尤其现在大环境不好，自己的收入也受到影响，如果再加上女儿的教培费用“肯定受不了”。“但（换在当时）也得受，中国家长就这样，别的地方能省，教育上不能。”

李思也认为，她的处境在行业内还算比较好，经济大环境不佳，能够生存已经不错了。她透露比较头疼的问题是双减后第一年，当地教育部门经常检查，也遇到过上门查封以“敲竹杠”的工作人员，“好像我们成了有麻将桌的茶楼，或者洗脚城一样的灰色产业，这点最难受。”

直到最近一年才稳定下来，“刚刚适应，希望今年多少赚点钱”。

“谨慎乐观”

作为家长，魏淑娟表示，支持双减，不想回到以前了，家长互相内耗，而且经济压力也太大。

“保持谨慎乐观。”李思说，新政出台后，总公司也跟各地分校的校长开过沟通会，主要就是传达“理性看待，不要盲目扩张”的判断，因为这次促进政策并不意味着双减带来的限制一笔勾销。

双减把教培分为“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对于前者限制极为严苛，不仅在培训时长、价格、内容上做了细致规定，而且禁止其资本化，要求其转变为“非营利性机构”；对于后者约束则较少。

目前的促进措施，并没有重新放开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的政策出台。

“千万不要误读，我的理解，就是并没有放松管制，只是说对于允许的部分，以后要促进其增长。”李思称。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官员在会上介绍了多个与教育消费相关的举措。包括：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教育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教育等服务机器人不断迭代升级，数字教育等新模式稳步发展；结合开展“消费促进年”活动，围绕教育体育等重点领域，举办服务消费季系列促进消费活动等。

李思则表示，经历过一次“行业地震”后，她的心态发生变化，“不太敢冒险了，进一步投资的心收了收”，因为以前投资可以估算成本、利润，但“政策”的变量她无法估算，而这一点恰恰是突然的、绝对的。

ING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宋林提醒注意一个今年中国流行的新提法——“先立后破”。

“立”主要是指创造出新机制、新技术、新业态等新事物；相应地，“破”大致是指摒弃旧机制、旧技术、旧业态等旧事物。换言之，中国以前的做法是，还没有“立”起来新的教育体系的情况下，就把旧的教培产业给“破”了。

宋林认为，现在的措施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决策者正在重新审视一些可能产生意外后果的政策决定——教培行业的决定突然造成了大量失业，扰乱了许多人的正常生活。 “先立后破”表明了在中国经济转型期保持稳定的重要性。

消费该怎么救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20条新政不仅限于给教培业松绑，从餐饮、旅游等消费大项，到家政、房车露营等占比较小的项目，再到电子游戏、社交电商等一度受到监管的项目，正在急切地刺激居民消费的提升。

“经济失衡，因此推动向消费转移。”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经济学家哈利·墨菲·克鲁斯（Harry Murphy Cruise）向表示，在经济版图中，高科技制造业正在发挥重要作用，而家庭却在观望，房地产市场也在不断下行。这个发动机，只有一个气缸在工作，经济面临停滞风险，尤其是在贸易壁垒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官员们希望利用消费让经济脱离一档的低速运行。

宋林还原了中国经济动力的变化。

去年，消费占据全年经济增量的82%，而当前零售总额同比2%的增长，是疫情之后最弱的水平，表明消费者信心疲软仍是经济复苏的主要阻力。

今年上半年，海外需求复苏支撑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然而，中国经济总体出现意外放缓——今年二季度GDP增长4.7%，低于预期，尤其是消费领域。最近的数据显示制造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有几个月的制造业数据处于萎缩状态。

“由于今年的增长目标是5%，如果制造业的增长势头开始减弱，就需要其他方面的增长来实现增长目标。消费是最理想的情况，但鉴于信心仍然非常薄弱，很可能还需要增加投资。”宋林表示。

不仅如此，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目标是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世界上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如果转型成功，中国的庞大市场将拥有巨大潜力。中国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来支持消费的长期发展，包括完善社会安全网、改善服务等。”

对于中国最新的20条促进消费政策，克鲁斯泼了盆冷水，“这些都没有抓住重点。20 条措施似乎假定，家庭之所以紧缩开支，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

克鲁斯进一步解释，实际上，家庭不消费是因为他们对经济或自己的未来缺乏信心。疫情后工作不稳定是其中的关键，许多人控制支出，充实储蓄，以防失业。增加就业机会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将是持续提升消费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