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郭振羽:新加坡华族方言:路在何方?(下)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4-08-16 07:45

40年世事变化,今日新加坡已经换了时代(事实上也换了三位总理),诸种政策到了须要重新审视检讨的时候了;语言政策也是如此。方言禁令可考虑开放,由民间自主自导,成效自负。

回顾1979年开始的讲华语运动,到今日已经45年,是少有的长期语言策划运动,堪称独特案例。究竟效果如何呢?

这45年间历经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我们可以用数据说话。

由普查统计趋势看来,以方言为主的华族家庭,由1980年的76.2%,降低到2020年的11.8%。如此下降趋势看来还会继续下去,方言被边缘化的命运怕是很难逆转。而在此40余年间,讲华语和英语的比率大增。以英语为主要用语的家庭,从10.2%升高到47.6%;讲华语的家庭从13.1%增加到40.2%。英语和华语替代方言成为华族共同语。回顾当年讲华语运动的目标,可以说“多讲华语”已经达到了,“少讲方言”也达到了。不过,建国总理李光耀在开幕时的警语:“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英语将会成为华人共同语言”,如今我们不用方言了,而英语看来仍然会成为华人的共同语言!

不用方言 英语仍成为华人共同语

一世代之间,社会语言转型,由方言而华语而英语;转型之速,前所未见。华语取代方言,由精英语言转为大众语言,方言全面边缘化,对李光耀而言当然是顺遂所愿。

同样的,全民讲英语,是不是新加坡语言政策的目标?1986年的国庆庆典,司仪首次全场以英语进行,当时李光耀特别赞扬那年的国庆庆典是大成功。“是我们自1959年,经过27年的努力后,庆典司仪终于能用英语带动全场的人一起响应、歌唱。而在20年前,那是大家唱不同的歌,不能够同时听懂一个笑话的时代。”(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38页)

然而,推广华语、牺牲方言,不是没有代价的。在一个家庭之中兼用不同语言/方言;三代同堂却没有一共同语言,以至于祖孙之间无法沟通,是不少华族家庭共同经历的憾事。李光耀也承认:“由逻辑上看来,应有的决定是很显然的;但是在感情上,如此的选择却是痛苦的。”

除了家庭私人领域,以地缘/语缘为基础的宗乡会馆,同样深受影响。

以地缘为基础的会馆,目的原是要加强同乡情谊,为乡亲提供必要服务。使用方言乡音,原是凝聚乡情的基础,说是天经地义也不为过。然而,由推广华语的立场而言,这些地缘/语缘会馆,正是阻碍华语普及的源头之一,也是讲华语运动必须“攻破”的堡垒,其间矛盾,可想而知。

多年来方言使用率尽管式微,然而在民间还是有草根般的生命力,虽然受到官方政策压抑,但是在大众流行文化领域,始终还占有一片天地。比较明显的是本地电影中,方言尺度较宽,譬如《钱不够用》(2002年)、《881》(2007年)、《新兵正传》(2013年)等,都大受欢迎。此外,方言流行歌曲包括粤语流行歌曲和福建(闽南)歌曲,也流行于七月歌台和卡拉OK的场合,多年历久不衰。

因使用方言被禁播23年的梁文福作品《麻雀衔竹枝》,于2013年8月广播电台解禁,为众所瞩目。“麻雀”终于可以“衔竹枝”了,这是否昭示了方言空间的开放?这是春天的第一只麻雀吗?

三年后,2016年9月新传媒在星期五中午开启“方言时段”,播出本地制作的方言电视剧《吃饱没?》,以福建话为主,辅以其他方言,目的是要更好地与年长者沟通。2021年,新传媒又推出全新方言杂志性节目《欢喜一家亲》,提倡终身学习,鼓励年长人士保持健康活跃的生活,为年长者带来丰富的资讯和娱乐。

由此种种迹象看来,官方无线广播电视节目的语言限制似已有松动迹象。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政策改变,可说是试探性的开放。节目开播之后,无风无浪,看来还会继续。春天的脚步慢了一些,还是值得等待。

新世代开始对方言产生兴趣

由近几年民间活动愈趋活跃的趋势看来,可以感觉出来公民团体声音和活动力量增强。据《联合早报》报道,近年千禧和Z世代也开始对方言产生兴趣,甚至有人建议教育部开办方言选修课。大专校园讨论和研究方言似乎成为时尚。与此同时,官方立场似乎也有调整。今年由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与南洋女子中学校联办,并获得教育部旗下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等支持的“全国华文大比拼”甚至设有方言题,主办方的解释是要呈现本地华语特色,“希望更大范围地接触华文华语多元的元素”,肯定方言是本地语言的特色,足见尺度之宽,或是一叶知秋,值得关注。

近年来,宗乡会馆也常年开办方言会话班、演讲会:如广东会馆粤语班、福建会馆闽南语课程,以及潮语及琼语课程、厦门公会闽南语演讲会等。据知反应相当热烈。只是效果如何,还不可知。

事实上,由华语运动的成效看来,在今日新加坡,华语作为华族方言群之间共同语的地位,可说已经巩固,方言纷杂的状况已不再出现,可说是当年的目标已经达到,可以放心放宽限制。

自讲华语运动开始40年来,新加坡社会同样经历了重大变动。第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这40年间,新加坡人口由1980年的240万,增加到1990年300万,2000年400万,2010年500万,到今日将近600万。这40年间,人口加倍,新增人口绝大多数是新移民,其中又以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占多数。这个重要的新族群,对华文华语的维护和推动,以及华族文化资源的提升,已经发挥积极的贡献。

人口结构的改变,不只是数目增加,更是人口的多元化。大批新移民加入,使得新加坡华族社会更多元。大部分新移民来自闽粤以外的中国地区。在语言上,这进一步冲淡了本地方言的地位和功能。

这40年间,新加坡国民教育程度大为提升,公民意识加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加上社交媒体普及,网上世界,或众声喧哗无所适从,或同温层中抱团成群,人人都有机会成为网红。

简而言之,40年世事变化,今日新加坡已经换了时代(事实上也换了三位总理),诸种政策到了须要重新审视检讨的时候了;语言政策也是如此。方言禁令可考虑开放,由民间自主自导,成效自负。

至于民间活动,对于推动方言是否有效?李光耀早有一说:“我们已经改变了新加坡的语言环境。从多方言改成说华语的环境。新加坡讲华语的风气已经不能逆转,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如果还有人要保留方言,那就请便吧,单靠方言是走不远的,因为整个社群已经说华语了,还能跟谁说方言呢?”(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1,177页)

新加坡华族方言,路在何方?是不是走得远?是不是走得通?就让有心人试试看吧。至少是自己选择的路。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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