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羽：新加坡华族方言：路在何方？（下）

40年世事变化，今日新加坡已经换了时代（事实上也换了三位总理），诸种政策到了须要重新审视检讨的时候了；语言政策也是如此。方言禁令可考虑开放，由民间自主自导，成效自负。

回顾1979年开始的讲华语运动，到今日已经45年，是少有的长期语言策划运动，堪称独特案例。究竟效果如何呢？

这45年间历经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我们可以用数据说话。

由普查统计趋势看来，以方言为主的华族家庭，由1980年的76.2%，降低到2020年的11.8%。如此下降趋势看来还会继续下去，方言被边缘化的命运怕是很难逆转。而在此40余年间，讲华语和英语的比率大增。以英语为主要用语的家庭，从10.2%升高到47.6%；讲华语的家庭从13.1%增加到40.2%。英语和华语替代方言成为华族共同语。回顾当年讲华语运动的目标，可以说“多讲华语”已经达到了，“少讲方言”也达到了。不过，建国总理李光耀在开幕时的警语：“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英语将会成为华人共同语言”，如今我们不用方言了，而英语看来仍然会成为华人的共同语言！

不用方言　英语仍成为华人共同语

一世代之间，社会语言转型，由方言而华语而英语；转型之速，前所未见。华语取代方言，由精英语言转为大众语言，方言全面边缘化，对李光耀而言当然是顺遂所愿。

同样的，全民讲英语，是不是新加坡语言政策的目标？1986年的国庆庆典，司仪首次全场以英语进行，当时李光耀特别赞扬那年的国庆庆典是大成功。“是我们自1959年，经过27年的努力后，庆典司仪终于能用英语带动全场的人一起响应、歌唱。而在20年前，那是大家唱不同的歌，不能够同时听懂一个笑话的时代。”（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38页）

然而，推广华语、牺牲方言，不是没有代价的。在一个家庭之中兼用不同语言／方言；三代同堂却没有一共同语言，以至于祖孙之间无法沟通，是不少华族家庭共同经历的憾事。李光耀也承认：“由逻辑上看来，应有的决定是很显然的；但是在感情上，如此的选择却是痛苦的。”

除了家庭私人领域，以地缘／语缘为基础的宗乡会馆，同样深受影响。

以地缘为基础的会馆，目的原是要加强同乡情谊，为乡亲提供必要服务。使用方言乡音，原是凝聚乡情的基础，说是天经地义也不为过。然而，由推广华语的立场而言，这些地缘／语缘会馆，正是阻碍华语普及的源头之一，也是讲华语运动必须“攻破”的堡垒，其间矛盾，可想而知。

多年来方言使用率尽管式微，然而在民间还是有草根般的生命力，虽然受到官方政策压抑，但是在大众流行文化领域，始终还占有一片天地。比较明显的是本地电影中，方言尺度较宽，譬如《钱不够用》（2002年）、《881》（2007年）、《新兵正传》（2013年）等，都大受欢迎。此外，方言流行歌曲包括粤语流行歌曲和福建（闽南）歌曲，也流行于七月歌台和卡拉OK的场合，多年历久不衰。

因使用方言被禁播23年的梁文福作品《麻雀衔竹枝》，于2013年8月广播电台解禁，为众所瞩目。“麻雀”终于可以“衔竹枝”了，这是否昭示了方言空间的开放？这是春天的第一只麻雀吗？

三年后，2016年9月新传媒在星期五中午开启“方言时段”，播出本地制作的方言电视剧《吃饱没？》，以福建话为主，辅以其他方言，目的是要更好地与年长者沟通。2021年，新传媒又推出全新方言杂志性节目《欢喜一家亲》，提倡终身学习，鼓励年长人士保持健康活跃的生活，为年长者带来丰富的资讯和娱乐。

由此种种迹象看来，官方无线广播电视节目的语言限制似已有松动迹象。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政策改变，可说是试探性的开放。节目开播之后，无风无浪，看来还会继续。春天的脚步慢了一些，还是值得等待。

新世代开始对方言产生兴趣

由近几年民间活动愈趋活跃的趋势看来，可以感觉出来公民团体声音和活动力量增强。据《联合早报》报道，近年千禧和Z世代也开始对方言产生兴趣，甚至有人建议教育部开办方言选修课。大专校园讨论和研究方言似乎成为时尚。与此同时，官方立场似乎也有调整。今年由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与南洋女子中学校联办，并获得教育部旗下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等支持的“全国华文大比拼”甚至设有方言题，主办方的解释是要呈现本地华语特色，“希望更大范围地接触华文华语多元的元素”，肯定方言是本地语言的特色，足见尺度之宽，或是一叶知秋，值得关注。

近年来，宗乡会馆也常年开办方言会话班、演讲会：如广东会馆粤语班、福建会馆闽南语课程，以及潮语及琼语课程、厦门公会闽南语演讲会等。据知反应相当热烈。只是效果如何，还不可知。

事实上，由华语运动的成效看来，在今日新加坡，华语作为华族方言群之间共同语的地位，可说已经巩固，方言纷杂的状况已不再出现，可说是当年的目标已经达到，可以放心放宽限制。

自讲华语运动开始40年来，新加坡社会同样经历了重大变动。第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这40年间，新加坡人口由1980年的240万，增加到1990年300万，2000年400万，2010年500万，到今日将近600万。这40年间，人口加倍，新增人口绝大多数是新移民，其中又以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占多数。这个重要的新族群，对华文华语的维护和推动，以及华族文化资源的提升，已经发挥积极的贡献。

人口结构的改变，不只是数目增加，更是人口的多元化。大批新移民加入，使得新加坡华族社会更多元。大部分新移民来自闽粤以外的中国地区。在语言上，这进一步冲淡了本地方言的地位和功能。

这40年间，新加坡国民教育程度大为提升，公民意识加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加上社交媒体普及，网上世界，或众声喧哗无所适从，或同温层中抱团成群，人人都有机会成为网红。

简而言之，40年世事变化，今日新加坡已经换了时代（事实上也换了三位总理），诸种政策到了须要重新审视检讨的时候了；语言政策也是如此。方言禁令可考虑开放，由民间自主自导，成效自负。

至于民间活动，对于推动方言是否有效？李光耀早有一说：“我们已经改变了新加坡的语言环境。从多方言改成说华语的环境。新加坡讲华语的风气已经不能逆转，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如果还有人要保留方言，那就请便吧，单靠方言是走不远的，因为整个社群已经说华语了，还能跟谁说方言呢？”(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1，177页)

新加坡华族方言，路在何方？是不是走得远？是不是走得通？就让有心人试试看吧。至少是自己选择的路。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