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背后

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即便具体方式存在问题，但对新能源产业发展和对抗气候危机的贡献不应否认，热情不宜打击。

5月14日，美国拜登政府公布新的对华关税政策，将针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矿业加工品、医疗器材等产品大幅加征关税，税率由此前的零至25%，增至0%至100%。

美国政府本轮对华加征关税，直接原因是对抗中国在中美贸易中过度补贴和倾销政策。更根本的，是美中经济竞争的加剧，两国全面对抗状态愈发升温下的产物。欧盟及欧洲各国也正在考虑是否出台与美国类似的措施。

最近10几年，中国在太阳能/光伏产品、氢能开发、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品的研制和生产上，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尤其最近数年，中国不仅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产品生产和出口国，还以极低价格占据了世界各国新能源市场。

中国之所以能迅速生产巨量新能源产品，快速占领世界市场，得益于中国官方对新能源产业的大力扶植、中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高额补贴，以及廉价的劳动力。这大大降低了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了竞争力。

其他国家要么缺乏技术能力、生产规模小（如其他亚非拉国家）、要么生产成本尤其人力成本高昂（如美欧），于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大败。所以，美欧等国才祭出大幅加增关税这个“撒手锏”，以遏制中国新能源产品在其国家的“攻城略地”。美欧还指责中国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如以国家财政补贴新能源企业，以及压低劳动力成本，低价向美欧倾销。

美欧对中国的指责及关税制裁是否有道理呢？中国的新能源等产业政策和模式利弊几何呢？无论美欧还是中国，对内对外的经济贸易政策是好是坏呢？这是相当复杂的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官方长期直接干预经济和产业国家，确实存在通过财政补贴、政策“绿灯”方式扶植新能源等产业的行为。这样的补贴政策，既促进了产业发展、利于集中突破重点领域和规模化生产，但也有违市场经济下企业间、国家间公平竞争的经济道德。美欧在内的其他国家，虽然也对本土企业有所扶植，但程度不及中国，且政府参与相对有限。

中国官方对企业的强力补贴和行政干预，固然在具体产业上促进发展，增加产出和就业，但也有损企业自主性和市场自由竞争，导致国家经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同时，中国又拒绝福利社会，导致消费驱动力不足。这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甚健康，可持续性和惠民性差。

中国劳动力的廉价、严格的劳动纪律、高强度和长时间劳动，也是“中国制造”铺展全球的重要原因。这一方面提高生产效率，为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促进中国经济繁荣，但也有损中国劳工的权利与福利，加剧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劳动者的“内卷”。虽然劳工在具体订单中获得一定收入，但所得不及付出。整体和长远看，中国这种模式严重损害了劳工的合法权益。

补贴对国家利益未必有利

中国基于补贴和廉价劳动力的产品出口，从短期看取得与他国竞争的优势，但并非是基于价值、性能、创新等产品本身的优点，不利于各国企业在同一标准下，基于产品质量和性价比的平等、良性的竞争。即便对于中国国家和国民利益，也未必有利。国家对企业的投资和补贴，是使用中国纳税人的财富，但企业利润并不能普惠中国国民。劳动力成本的廉价有损劳工权益，也是浅显的道理。

但这不意味着西方的指责与关税政策是完全正当的。本次大幅上调关税，针对的主要是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品。但中国发展新能源产品，原因之一就是接受这些年欧美强调的发展新能源、对抗气候危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号召。如今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即便动机复杂、具体方式存在问题，但对新能源产业发展和对抗气候危机的贡献不应否认，热情不宜打击。对于过剩的中国产品，欧美在内世界各国应想办法，将之消化或转化为节约资源、改善环境、遏制气候危机的工具，而非让它烂在工厂和仓库。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虽涉嫌不正当、不健康竞争，但也让美欧各国消费者享受极为廉价的产品。长期在产业链上游享受国际“剪刀差”的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因“中国制造”受益已持续约40年。作为受益者，美欧不应该只讲自己在贸易中受损，而回避得益。美欧也不能为保护本国生产者利益，而罔顾消费者权益。“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当然对工业品生产和消费也一样），不能顾了一头忘了另一头。

对外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无论动机如何，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不利于经济全球化和生产要素在世界的自由流动。

总之，美国及各国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行为，既有可以理解的一面，也有不当的另一面。中国对企业尤其国企采取的财政补贴政策和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模式，都是利弊夹杂，短期能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长远是较为不利于中国经济和民生的，也会恶化与他国的贸易关系。

想要改变经贸政策中的各种不当不利，美欧等国和中国自身，都须要做出改变。对于美欧各国，适当地反制中国的廉价倾销是必要的，但也应肯定中国在发展新能源领域的贡献，以及在反制倾销中，避免制造新的贸易不公和壁垒。美欧各国还应该努力促进国际贸易的平等和普惠，让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收入，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这样既有益于发展中国家国民，也能减少后发国家的廉价生产和倾销。

对于中国，要坚持发展新能源不动摇，但不应纯粹靠砸钱补贴、不计成本收益比率的投资、靠廉价劳动力压低成本等方式来取得竞争优势，而应更重视产品性能和独特性，鼓励创新创造，以质取胜。中国还尤其要重视劳工权利，提高劳动者待遇和健全保障机制，不应再依靠之前极大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模式。这既利于促进劳工权益，也利于增强国民消费能力、刺激经济，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对外的合理竞争，让中国的繁荣更普惠大众和具持续性，也可改善与他国的经贸关系。

当然，笔者也知道，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各国经贸政策牵涉各方利益。既得利益者和特定的利益集团，都宁可采取现有的瘦人肥己、损人利己政策，也不愿改革和普惠各方。对于导致中美贸易冲突更根本的原因，即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对抗，缘由涉及双方体制、利益、立场的根本差别，想要化解纷争更是困难重重。

但笔者仍然希望，无论美欧还是中国，在制定经贸政策时，都更在乎民生，更重视平衡与协调，更强调可持续性，而非为短期和局部利益，不计成本的投资、破坏竞争规则、筑起保护主义高墙。两国也应求同存异、管控冲突，在当代国际通行法则的范围内解决纠纷，避免陷入新冷战甚至更激烈冲突的悲剧路径。

作者是旅欧作家、国际政治研究者